元大都：各民族文化融合之都

历史上，不少朝代在北京建有都城，其中，元朝在这里建造的大都城，是中国统一王朝第一次在北京定都。元大都由元代科学家刘秉忠规划建设，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元代京师。其城址位于今北京市市区，北至元大都土城遗址，南至长安街，东西至二环路。元大都城街道的布局，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元朝是由蒙古族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元大都的规划建造融合了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是各民族相互融合、各民族文化互动共生的生动体现。因此，元大都的建造，在中国古代建筑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元大都整体格局体现出鲜明的农耕文化特色。元世祖忽必烈在取得皇权之后，就着手在中原地区建立一座都城，来取代蒙古国原来的都城和林。他在经过反复思考后，决定在金中都旧城的东北面建造一座新的都城。这座都城，是一座平地而起的都城，为此，他在选定以金朝旧行宫大宁宫作为皇城中心之外，又在皇城北面设定了一个基准点，作为整个都城的中心，这个基准点被称为“中心台”。这座通过设置基准点来建造的都城，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都城建造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正是在以这个基准点为坐标的情况下，一座南北略长于东西的长方形都城建造起来。据《元史·地理志》记载，“京城右拥太行，左挹沧海，枕居庸，奠朔方。城方六十里”。而在这座新建的都城里，作为元世祖忽必烈最重要谋臣的刘秉忠，进行了精心的规划。而他规划的主要依据，就是《周礼·考工记》中的都城理想模式，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刘秉忠在建造大都城时，基本上遵循了这个规划的原则，把太庙（即祖）设计在了皇城左边的齐化门（今朝阳门）内路北，而把社稷坛（即社）设计在了皇城右边的平则门（今阜成门）内路北。这种规划布局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特色。

与此同时，刘秉忠又从都城正南门丽正门（今天安门的位置）向北一直到中心台，设计了一条都城的中轴线。在这条中轴线上，坐落着皇宫正殿大明殿及延春阁等主体建筑。再向北延伸，就是坐落在中心台南北两侧的鼓楼和钟楼。鼓楼在南，钟楼在北，鼓楼为阳，钟楼为阴，同样体现了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重要特色。钟鼓楼往北，则没有轴线延伸。同样体现出“八卦”方位在都城建设中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今天见到的旧鼓楼大街，应该也是元代建造的，特意往西侧偏了一些，则是要避开“坎位”的险地。

元大都皇城布局具有浓郁的游牧文化特色。“逐水草而居”是蒙古民族古老的生存生活方式，喜欢追逐有水草的地方居住生活。这种游牧民族文化和居住习惯，在元大都皇城的建筑布局上也有深刻体现。元世祖忽必烈之所以把皇城设置在金代行宫大宁宫（又称万宁宫等）的基础上，正是因为这里有一大片水域，称太液池（今北海及中海）。元大都皇宫的主体宫殿皆是围绕太液池建造的。当时在太液池东岸，建造有大明宫及延春阁两组宫殿，大明宫是供元朝帝王举行重大活动和居住的场所，而延春阁则是皇后居住和活动的场所。而在太液池西侧，则建造有皇太子和太子妃居住的东宫。至元成宗时，东宫改称隆福宫。

1307年元成宗死后，元武宗、仁宗兄弟发动宫廷政变，夺得皇权，元武宗即位，封其弟为皇太子，入住隆福宫。而元武宗为其母皇太后在隆福宫北侧又建造了一组宫殿，称兴圣宫。这样，以太液池为中心，东西两侧各建造有两组宫殿群，从而形成了帝王与后妃在东侧、皇太子与皇太后在西侧，环绕太液池居住的建筑格局。这种格局，体现出游牧文化中“逐水草而居”的特色。

在元大都的皇城里面，不仅建筑格局，就连宫殿内部的物件陈设也充分体现了游牧文化的特色。如在皇宫正殿大明殿里，元朝帝王岁时要举办“大聚会”等各种宴饮活动，故而在这里陈设有供饮酒之用的大玉瓮和木质银裹大漆瓮。大玉瓮今存于北海公园的团城之上，而大漆瓮今已不存。据相关文献记载，大漆瓮高达一丈七尺，可装酒数十石。特别是在酒瓮上用银和雕漆作为工艺来制作，显示出当时皇家用品高超的制造技艺。这种大酒瓮显示的也是游牧文化特色。

另据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的记载，在大明殿里，又设置有七宝云龙御榻，是元朝皇帝的宝座，同时又设有皇后的座位。两边又设置有侍宴坐床，作为诸宗王和百官的座位。而在大玉瓮和大漆瓮之外，又设置有雕象酒桌一张，应该是摆放各种食物的地方。这些陈设也带有鲜明的游牧文化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在元大都皇城之内，设置有多处“马湩室”与“温石浴室”。马湩室是皇宫里面制作马奶酒的地方。蒙古游牧民族在草原上专门发明了一种造酒技艺，即用马奶造酒，称为“马湩”。这种马湩，被蒙古帝王视为十分珍贵的饮料，每当祭祀神灵和祖先的时候，都要用到马湩。而在“大聚会”上，这种马湩也是不可缺少的饮料。而“温石浴室”，顾名思义，应该就是“土耳其浴”或是“桑拿浴”。这种卫生习惯也不是中原地区原有的农耕文化习俗。

元大都内的其他民族特色文化。在元世祖建造的大都城里，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作为主流文化融合在一起，为这座新都城注入了文化活力。与此同时，各种原来不曾出现的特色民族文化也都汇聚到这里，如远在西部的藏传佛教文化、远在西域的伊斯兰文化等等，都以各种方式汇聚到大都城来，使这里真正成为了一座国际大都会。

1252年至1254年，忽必烈在远征云南途经西藏地区时，就与藏传佛教有了较多的接触。及他定鼎大都城前后，遂将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请到大都，并为八思巴建造了大圣寿万安寺（今妙应寺），又在寺中建造了一座藏式大白塔。妙应寺白塔始建于1271年，建成于1279年，是北京最早的藏传佛教佛塔，也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藏式佛塔。

在元朝建立的过程中，大批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随之进入中原地区，并且来到了大都城，这些人被统称为“色目人”。同时带到这里的，还有长期盛行于西域各地的、独具特色的伊斯兰文化。元朝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司天台，来弘传波斯文字和伊斯兰历法。波斯文字也被政府规定为主要的官方文字之一。后人曾有“元代回回遍天下”的名言，就是描述的伊斯兰文化在大都及各地的传播与融合。

元大都在设计规划和建造过程中，把这些不同源流的特色文化，包括中国古代传统的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以及域外的伊斯兰文化等有机融为一体。而文化大融合又进一步深化民族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