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篆刻往事

　　闻一多先生既是一位著名学者、诗人，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他，在美术、篆刻等方面亦有很深造诣。20世纪上半叶，他在西南联大执教时期，为纾解生活困难自谋生计，挂牌摆摊、刻章治印、贴补家用，留下了“文字是我斗争的武器，刻章刀是我挣钱养家的工具”的铮铮之语，突显了闻一多作为学者的硬气和骨气。

　　闻一多自幼研习绘画，赴美留学时主攻美术，回国后研究甲骨文、金文与文字训诂，擅长楷隶，小篆亦别有风致。书画功底深厚，为他的篆刻奠定了基础。1927年5月，他在好友潘光旦家中闲居无事，镌刻了一枚“胜残守阙斋藏”的藏书章，并为其他友人刻下闲章“谈言微中”。初次操刀，即受推崇。闻一多对此也甚为钟爱，开始专注篆刻，甚至连常习的绘画与诗歌都暂时搁置一旁了。

　　1938年后，随着抗战形势更加严峻，昆明经济凋敝，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教授们的生活水平急剧恶化，窘迫不堪。闻一多全家老少八口，开支大，薪水不足以养家，餐桌上每天都是白菜豆腐，他无奈把仅有的一件皮大衣送去寄卖行，把北平带来的几部古籍卖给学校图书馆，换钱买米。目睹闻一多每况愈下的贫困生活，朋友们怂恿他以“治印”谋“开源”之道。闻一多思虑再三，欣然接受了大家的建议，篆刻印章，添补用度，他对夫人高真说：“我还有一双手，别的劳动不会，刻图章的力气还有呀!”

　　浦江清教授为此事特意撰写了一篇文采斐然的骈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校长梅贻琦获悉后，与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沈从文等11位教授相出援手，具名推荐。

　　1943年秋，闻一多委托昆明城内青云街、华山南路、正义路上的多家笔墨店，在显眼位置张贴治印启事和润例，并代收印章。自己则备了一张桌子，在街头摆起地摊，镌刻图章。据吴宗济在《补听集》中披露，当年他亲眼看见闻一多在路旁铺了一块旧布，上面放上十几方图章石和刻章，盘膝半蹲半坐在小板凳上，他不敢惊动闻一多，低着头匆匆而过。数日后，慕名求印的市民接踵而至，络绎不绝。但印摊摆了没多久，闻一多就被朋友们劝了回来，让他在家里“设点”治印。

　　闻一多刻印，专心致志，废寝忘食，但究竟刻了多少印章，已无从统计。不过，自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的两年多时间内，仅印谱上就留下了1400多方印，接近每天一方。

　　闻一多操守极严，当时的权贵要人附庸风雅，请其刻印，许以丰厚润例，他断然拒绝。可是，当和平民主运动组织需要印章时，闻一多分文不取。1945年10月，西南联大成立时代评论社，出版《时代评论》周刊，他连夜赶刻了一枚“时代评论社章”，边款为“评论社成立之夕，吴晗捐石，闻一多刻印。卅四年十月二日昆明”。据考，这是闻一多传世的唯一隶书印。闻一多牺牲前一月还熬夜为民盟云南支部赶刻了4枚应急用章。

　　冯友兰、吴晗、浦江清、朱自清、吴有训等许多西南联大的教授，都得到过闻一多篆刻的名章或藏书章。赠送给华罗庚的印章，边款为“甲申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华罗庚视若珍宝，30年后仍能完整背诵下来。而为好友孙毓棠篆刻的名章亦别有意义，其边款“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矣，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仓坡寓庐”。字里行间真实地刻画了他与华罗庚、孙毓棠之间同患难、共甘苦的深厚友情，以及高度统一的爱国热情，传为印坛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