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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73个补丁的睡衣 一罐结晶的食盐……它们这样说

华夏经纬网 > 评论 > 经纬观察      2024-09-27 11:40:22

【编者按】“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后强调,96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同时,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在全国各地的红色纪念馆内,几乎每件文物都映照着我们党的初心。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及人文精神,让更多人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应该是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特别推出“‘红色文物’有话说”系列策划,带领广大党员干部一起探寻红色文物背后的初心故事。

一件打了73个补丁的睡衣

毛泽东穿了二十多年打有73个补丁的睡衣(图片来自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网站)

在毛泽东同志的众多遗物中,有一件物品十分引人注目,那是一件白色泛黄的棉质睡衣。这件睡衣材质一般,样式普通,夹层,香蕉领,外侧有两个口袋,长141厘米。睡衣外观通体破旧,它的领子全换过,衣袖、前页、下摆等处补丁连补丁,竟达73个之多,以至几乎看不出本布。从50年代初一直到1971年,毛泽东春秋两季都穿它,这一穿就是二十年。尽管越来越旧,毛泽东却总不舍得扔掉。围绕它的去留更换问题,还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60年代初,睡衣的肘部、领部、袖口就有了破洞。1963年初夏的一天,毛主席的理发师兼生活卫士周福明来到中南海服务处取衣服。洗衣房的同志对他讲:“给主席换换新的吧,你看这件睡衣,袖肘又破了,洗的时候从水里都不好往外提,弄不好就被拽破了。”周福明不止一次听过洗衣房的同志这样说,他也多次向主席提过,可主席总说:“再穿一穿吧,过段时间再换。”主席不发话换它,周福明也实在没有办法。

几天之后,周福明趁陪毛泽东吃晚饭时说:“主席,这件睡衣今年该换换了吧。”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说:“现在国家不是还很困难吗?我看再补一补就行了嘛!”周福明小声嘀咕了一句:“您是主席。”“噢,我是主席,主席的睡衣就不能补一补了”,“你不是也穿着补的衣服吗?”毛泽东不以为然。“主席,您和我不一样。”周福明连忙解释。“为什么不一样,就因为我是主席。难道我不也是人民中的一员吗?”毛泽东回答。

于是,这件睡衣被送到总后被服厂刘奎元师傅那儿补,刘师傅是这行的高手,找了同颜色的布料精心缝补,不仔细看竟看不出补丁来。毛泽东很满意,此后破了补,补了又穿破,几年过去了,补丁也快打满了,以至工作人员洗衣服都不敢用手搓,必须小心翼翼地清洗。直到1971年,睡衣已到了稍不留神就会裂破一个大口子的程度,实在无法再穿了,毛泽东才同意更换。这件一穿20余年的睡衣终于被工作人员登记入库,正式退休。

有人说这是毛泽东独特的生活习惯使然,说他恋旧。但这绝不是一种普通的习惯所能解释的。中国有句俗话,佛靠金装,人靠衣装,人们历来重视服装的作用。只要条件允许,在衣服穿戴上,人们能讲究的,一定都会有所讲究。这一点,深谙中国历史文化的毛泽东自然是知道的。事实上,他早年对此还曾有过切身的体验。1910年,毛泽东以一身破旧衣裤到湘乡东山求学,受到穿着讲究的阔同学歧视,以至当时“精神上感到很压抑”。20余年后,他在陕北同斯诺谈起这件事,还记忆犹新。

但是,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却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不用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比较困难,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一直坚持与人民同甘共苦,从生活点滴做起,率先垂范。据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从1953年到1962年,毛泽东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他的标准就是方便实用,而不在乎新旧优劣。在毛泽东所遗留下来的衣服鞋袜等日常穿戴用品中,除应付场面的外套外,很难找到一件完整没有补丁的衣服。对此,毛泽东有着自己的考虑,他曾在不同时期说过:“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多一发子弹”;“没关系,穿里面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有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员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他这样做,更为深刻的目的或许在于提醒自己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有示范作用的。他曾说:“我们可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还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决不能贪图享受。”“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

一罐食盐见证鱼水情谊

1928年红四军送给李尚发的一罐食盐(图片来自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啰嘿啰嘿,挖野菜那个也当粮啰嘿啰嘿,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啰嘿啰嘿,餐餐味道香味道香嘿啰嘿……”这首《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的歌谣,唱出了井冈山根据地军民上下一心、共历风雨的鱼水情谊。珍藏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一罐食盐,是井冈山斗争艰难岁月的历史见证,也是井冈山根据地军民为了革命的胜利同甘苦共命运的生动体现。

让我们回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中国最为“寡淡”的地方——井冈山。为了扼杀中国革命的新生力量,国民党除发动多次军事进攻外,还对井冈山根据地军民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他们在上下山的所有通道设卡审查,严加封锁盐、药等必需品,致使食盐成为当时井冈山最匮乏的物资。因为缺盐,根据地群众常常出现眩晕、昏厥、身体浮肿等不良症状;因为缺盐,红军指战员体质明显下降,部队战斗力大幅削弱。盐的问题让整个根据地陷入了极大困境。

为了盐,井冈山根据地军民上下一心,患难与共。许多群众从舌尖上省下盐来,自发送给前线战士。战士们也常常将缴获的食盐分发给当地群众。

1928年冬,井冈山上的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内热闹非凡,群众们脸上洋溢着过年般的喜悦,原来是他们领到了红军在打土豪中缴获的食盐,盐罐的主人——李尚发也分到了一份。但回到家与家人商议后,他决定将这罐珍贵的食盐保存起来。因为他知道几十里外的井冈山前线正缺盐,这些盐不知何时就能派上用场,而且国民党正在发动新一轮进攻,接下来的日子会更难熬,这些盐说不定就是战士们救命的物资……

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红军主力决定向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则在国民党疯狂进攻下失守了。敌人窜进井冈山心腹地带,见人就杀,见物就抢。李尚发担心这罐珍贵的食盐落入敌手,便将它密封好,埋在茨坪屋后的菜园,并做好标记。之后,李尚发带着家人躲进了深山,一边坚持战斗,一边等待红军归来。

劫后余生的李尚发回到家中,默默守护着这罐食盐。1959年,刚刚成立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正在征集文物,闻知消息的李尚发决定将它捐献出来。同时,他还自发做起了茨坪革命旧址群的义务讲解员,以切身经历讲述着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动人故事。

如今,这罐食盐早已结晶,不能食用,但其中蕴藏的军民情谊,验证着那段峥嵘岁月人民军队的初心和军民的鱼水关系,诉说着井冈山这块革命圣地上演过的牺牲与奉献,苦难与荣光。

(资料来源: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作官即不许发财”

吉鸿昌使用过的瓷碗。上面烧制着吉鸿昌父亲的遗训:“作官即不许发财”。(图片来自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政府网站)

走进河南省扶沟县吉鸿昌烈士纪念馆,“民族英雄吉鸿昌”七个大字映入眼帘,这是聂荣臻同志为纪念吉鸿昌写下的题词。已在纪念馆工作10年的讲解员张艳娜说:“每天都有群众到纪念馆参观展览,缅怀先烈,吉鸿昌烈士的精神不仅激励着扶沟县人民,他的事迹在中国广为流传。”

图片上的这件细瓷碗,上面写着“作官即不许发财”7个字,这是吉鸿昌烈士的父亲吉筠亭留给他的遗训。

1920年,吉鸿昌回家探望重病的父亲,父亲对他说:“吾儿正直勇敢,为父放心,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向你说明。当官要清白廉政,多为天下穷人着想,作官即不许发财。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为父才死而瞑目。”吉鸿昌谨记在心,数十年来,虽因战功官至宁夏省主席兼第10军军长,但生活简朴。他还仗义疏财,以家资充军资,筑路修桥,并与父亲一起办学校,请名师、购校舍。1931年,父亲去世,为牢记父训,他在饭碗上亲笔题写了“作官即不许发财”,每日三省其身,并请陶器厂仿制了数百个瓷碗发给全体官兵,共志廉洁,他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家父的教诲,作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吉鸿昌,原名吉恒立,河南扶沟人,著名爱国将领。1895年生。1913年入冯玉祥部当兵,因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从士兵递升至军长。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人称“吉大胆”。1930年9月接受蒋介石收编,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奉命“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但其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态度消极。1931年8月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强令出国“考察”。

随后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他立即表示“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我是一个军人,我不能昧着良心远走高飞”,并撕碎了为出国置办的西装,但国民政府坚决不允许。此次“考察”让吉鸿昌在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更加坚定了他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心,他在其著作《环球视察记》中写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民族颓唐堕落,不图竟至于斯,当环游各国时,每闻见及他人之长处,辄回忆及国人之短处。虽其刺激为间接的,已不胜其悲愤。乃走进国门,凡目所见,耳所闻者,竟无一非亡国灭种现象”。

1932年吉鸿昌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按党的指示潜赴泰山联络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随即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枪械。1933年5月,吉鸿昌与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日伪军进击,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杀敌1000余名,将日军驱出察境,彻底回击了“抗日三天亡国论”的投降主义思潮,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再次点燃。吉鸿昌率部战至10月中旬,弹尽粮绝而失败。

1934年,吉鸿昌前往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创办《民族战旗》杂志,通过租界邮局向全国爱国团体、军队投递抗日宣传品,而他位于天津的家也成为党组织的地下交通站,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秘密开会时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并被捕,后被引渡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面对让他供出全部秘密的审判官,他慷慨陈词:“我是共产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24日,经蒋介石下令,吉鸿昌被判“立枪决”,时年39岁。

临刑前,吉鸿昌在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等用。”在刑场上,他大义凌然,从容就义,写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不朽诗篇。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政府网站)

文章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任编辑:左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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