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山战役：调虎离山，旗开得胜

综合战局态势，准确把握敌情

1935年7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15万人采取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向北压缩的战法，企图将陕甘红军围歼于保安、安塞地区，并于9月26日在陕西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青、晋5省国民党军队，加快“围剿”红军的步伐。

9月中旬，东北军第67军军部和刘翰东第107师占领洛川，第107师第619团1个营进驻羊泉塬，加修公路和碉堡；第67军何立中第110师、周福成第129师沿洛（川）延（安）公路推进至延安，第129师第685团进驻甘泉，负责保护这条南北向交通线。国民党军其他部队亦逐步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境内推进。延安地处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心，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敌可以其为中心向四周发展，达到分割、摧毁革命根据地的目的。

红二十五军同陕甘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在永坪镇胜利会师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当时，军团刚刚成立，尚未完全站稳脚跟、熟悉情况，即面临一场硬仗。为打好这一仗，红十五军团首长经反复研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敌军兵力分布和整个战局情况，决定先歼灭敌第67军一部，尔后各个歼灭敌人，打退其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选定的目标便是驻扎在延安的东北军。红十五军团首长考虑，延安当时驻有东北军两个主力师和地方武装，而我军兵力相对较少，武器装备较差，强攻肯定不行，要把敌人调出来打。

作战方针正确，战场选择得当

红十五军团首长分析，敌在延安部队多，物资需求大，补给非常重要。据此，红十五军团决定，以一部兵力包围佯攻甘泉，切断敌南北交通线，引诱敌延安部队出城支援。

在定下“调虎离山”“围城打援”的作战方针后，选择合适的伏击地域成为关键。红十五军团首长总结以往伏击战的经验教训，认为不能使敌后续部队逃脱，因此，既要考虑设伏地形，又要估测敌兵力和行军纵队数量，估算敌行军纵队长度。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副军团长刘志丹率团以上干部勘察地形，决定在劳山地区设伏。劳山南距甘泉15公里，北距延安30公里，群山耸立，树林茂密，地势险要，是延安通往甘泉的必经之地。据此，军团首长作出具体部署，在劳山地区摆一个“口袋阵”，“袋口”设在劳山以北的九沿山，“袋底”设在甘泉以北的1170高地，“袋口”“袋底”相距约20公里。

在确定伏击地域后，红十五军团首长又命令负责“扎袋口”的第75师必须等敌行军纵队完全通过九沿山后，再“扎死袋口”。同时，派出全部警戒部队，迂回部队在敌后方跟进，以“袋底”打响战斗为号，前堵后赶、左右夹击，把敌人完全消灭在“口袋”里。

兵力部署严密，群众支援有力

9月28日，我第81师第243团按预定计划包围甘泉。翌日拂晓前，我伏击部队进入阵地。红十五军团规定每人携带3天干粮，进入伏击地域后尤其要注意隐蔽，严禁生火，不准暴露目标，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得开枪。军团长徐海东每天白天观察敌情，晚上亲自察看部队，保证部队严格贯彻命令。

10月1日拂晓，敌第110师师长何立中率部从延安出发，沿公路向甘泉增援，途中留一个团在三十里铺为接应，另外两个团沿公路向南前进。敌人以为我军会在地势险要的九沿山伏击，其实我少数部队在九沿山放了几枪就转移了，导致敌放松警惕，变两路纵队为四路纵队，纵队长度变短，更有利于我进行伏击。

当日14时，敌先头部队进至甘泉以北6公里的白土坡，此时敌行军纵队已完全进入我“口袋阵”，我第81师第241团突然开火，堵击敌人前进。同时，位于阳台（劳山以北3公里）的我第78师骑兵团适时出击、断敌退路。敌首尾受击，遂向中心靠拢。此时，设伏的第75、78师从公路两侧山上同时向敌军发起猛烈进攻，将敌分割在榆林沟口和小劳山，激战5个多小时，全歼敌第110师第628、629团及师直属队，敌师长何立中负重伤，逃入甘泉后死亡。

打扫战场时，红十五军团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作用，请当地群众把敌伤员运到甘泉。此举不仅体现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还对甘泉城内东北军官兵造成心理冲击，加之他们见到师长毙命、参谋长被活捉，最终军心动摇、丧失斗志。

劳山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大量有生力量，增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军民反“围剿”斗争的信心。此外，依靠战役中缴获的大量物资，红十五军团的武器装备得到改善，服装给养得到补充。更重要的是，此役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壮大了红军力量，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