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经世文编》中的民生理念

《明经世文编》由明末文学家陈子龙等人编撰，全书共五百零四卷，补遗四卷。该书于崇祯十年（1637年）二月开始编辑，以人为纲，按年代先后为序，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明朝两百多年的统治经验与教训，经世致用的书。

这部大书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兵饷、马政、边防、边情、火器、贡市、番舶、灾荒、农事、治沙、水利、海运、漕运、财政、盐法、刑法、钱法、税法、役没、科举等各个方面，都是有关治国方针政策的实用之学。而其中贯穿始终的，从未脱离民生这一主旨。

节财裕国以厚民生

明代士大夫讨论民生问题，属于经世致用，《明经世文编》包含较多反映民生的论述。明太祖朱元璋诏书中重点论述过民本问题，强调“厚民生”。洪武四年（1371年）五月《免两浙秋粮诏》指出：“食惟民之天，民乃邦之本。”翌年十月《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秋粮诏》又说：“尝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此有国家者，所以厚民生而重民命也。”明朝士大夫奏事建言，每每以民本思想为出发点，谈论民生问题。

在清官海瑞有名的批评嘉靖皇帝的《治安疏》中，提出皇帝的为君之道就是关心民生，臣职在于建言皇帝了解民生。海瑞将君道不正、臣职不明视为天下第一事。天下之治与不治、民物之安与不安，系决于此。陆树声在《敬献愚忠以备采择疏》中建言圣学图治，解决民生为上，应令官员解决民困，保证民生，并在论述中将民生问题抬到“国本”的高度，蠲免钱粮、赈灾施贷是舒缓民困的有效措施。

有关节俭、国用与民生的关系，明朝士大夫多有论述。明朝改革家张居正为万历初政上《陈六事疏》，建言之一就是“固邦本”，提出俭德即君德，君主尚俭，国家财政才充足，民生才有依赖。万历二十年（1592年）首辅大学士王家屏建议节约皇室、朝廷的财政费用，以此带动官民养成节约风气，减少人民的负担，从而保证民生。胡世宁上《备边千策疏》，其第二条是“崇节俭以制财用”，认为节俭以足国用而遂民生，是官民都应树立的风尚。刘健在《言时政疏》中主张节财用、公赏罚，他说道：“财用者，国之急务，近年国计空乏，民生穷困。”因此朝廷理财、节财很重要，如此才可以保证民生顺畅、国家富裕。

魏时亮在《题为摘陈安攘要议以俾睿采疏》中，将“节财裕国”作为根本要义之一，节俭可以作为裕国手段，以充足的财政收入，保证边疆所需与奠定民生。张文的《裁革冗食节冗费奏》就说：“夫当此匮乏之时而不为裁革变通之计，何以裕民生而足国用哉！”经费事关国用，张邦奇在《处置经费议》中建议朝廷昭俭德、裁滥赏、汰冗食，这是节流；再有就是开源的办法，只有皇帝、朝廷不虚耗，民生才能不困苦。

总之，在明朝士大夫的前述重视民生的用语中，出现了恤民生、奠民生、裕民生的用法，反复强调的是使民生顺遂，遂民生是民本思想最重要的体现，也是对君德、官箴的要求，目的是实现国家的稳定和谐。

国计民生何以两利

民生与国计是国家统治状况综合性表述，但是“国计民生”也不限于抽象表达，往往联系具体问题来谈。那么何种事情关系“国计”与“民生”呢？《明经世文编》论述最多的是水利、田赋，此外还有盐法、钱法等问题。

水利主要指治理黄河、运河，黄河不仅关系到交通、水利，还关联漕运，东南漕运是京师食粮与国用的保障，保证运河通畅自然重要。明后期黄河南徙，挟淮泗而内灌，官员搜集诸家治河之说，为之谋划。曾为首辅大学士的李春芳在《高堰定议序》中说：“予虽山居，所望海渎效灵、臣工勠力，以俾国计奠民生者切切焉，未尝一日置念。”念念不忘治河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隆庆六年（1572年），万恭总理河道，于宝应筑水闸导洪，他的《创设宝应月河疏》开宗明义：“题为创设宝应月河以利国计民生事”，把开河作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海瑞也在隆庆时疏浚吴淞江，他的《开吴淞江疏》说：“淞江一水，国计所需，民生攸赖，修之举之不可一日缓也。”疏浚河道为国计民生不可或缺。后世评论海瑞此举：“瑞锐意兴革，请浚吴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赖其利。”治河专家潘季驯就通济筑坝问题上《查复旧规疏》提出建议，这是关系到国家漕运、纳贡以及民间的交通运输，事涉官民，所以认为是“国计民生两利”之事。

田赋是古代中国主要税捐之一。万历时，昆山人张栋就东南财赋问题上疏，认为富贵者居住城市，但是“生计”依赖于乡村的农业生产，国家征收赋税过重，民众苦不堪言。他反对竭泽而渔，主张藏富于民，还具体开列核荒田、宽改折、解白粮三条建议，以使国家得到赋税，民众减轻负担。万历时常熟人赵用贤在《议平江南粮役疏》中谈到核荒田中存在诸多弊端，给国计民生带来的问题较大。万历时温纯请将浙江清丈土地后查出的田赋浮额蠲免，他说：“小民均沾减征之惠，于民生国计未必无小补矣！”

盐法、钱法属于国计民生的大事。弘治时，马文升关心盐法，他的《重盐法以备急用疏》认为盐课与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盐税可以作为财政支出用于军饷、救灾，民生即民命。嘉靖时，周用建议改革两浙盐法，与马文升出自同样的逻辑。铸钱方面，杨成写信给朋友，认为应铸钱增加流通、满足消费，国家与民众都增加了收入，国家财政充足，人民生活富裕。

朝廷有关田赋税收以及行政要务的河政、漕政、马政与盐法、钱法，多与国家财政有关，也关系到民众经济收入与生活。然而明朝的历史确是在内忧外患之下，为了国家军费需要，增加“三饷”，且不断加派，最终因国计影响了民生，到崇祯时代，靠加派维持军费，结果造成民生不安，最终亡国。

民生休戚系于官吏

古代中国对于社会的管理强调自上而下，官员对君权负责，权力很大。但官员治理社会，则以维护人民生计为基础。万历元年（1573年）张瀚为吏部尚书，深知该职的重要性：“初，余之召入秉铨也，思古太宰之职，在知人安民，而惠安民生，莫先综核吏治。”认识到综核吏治事关惠安民生的重要性。

明朝士大夫治理国家的呼吁中，认为百姓的生活好坏在于地方官员治理如何的看法不少。朱元璋的谋士朱升认为民生休戚系之于官吏，通民情才可以成为贤长吏。

事关民生的官员，以州县地方官最为亲民，其贤能很重要。明中期李东阳就北直隶冀州修城以防虏防水，评价道：“夫所贵乎守令者，能卫民生、捍民患，以为之父母者也。”认为地方官能解决民众问题才算称职。张岳将民生可哀归咎于官员：“法度日弛，民生可哀，任事之臣岂能无责！”嘉靖时潘潢在《申明守令条格疏》中谈到治理国家选择知县的重要性，他说：“守令自重，民生自安矣。”并具体提出了精选任、不应格、严旌举、隆体貌、明职务5条措施。陆粲在《去积弊以振作人材疏》中谈到朝廷用人问题，条陈四事，其中建议“汰冗官”，他说：“京官省则俸禄可减，以纡国用；外官省则供亿可减，以厚民生。”

为了保证官员队伍的贤能廉洁，监察官员很重要。监察官员考核吏治，实际上是为了民生。张瀚就指出：“至于举劾之宜当者，以吏治臧否，系民生休戚，而全系抚、按之举劾。”巡抚、巡按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赵南星论述吏治与民生较多。他曾疏陈天下四大害，其中“吏治日污，民生日瘁，是谓州县之害”，将民生不遂归结为州县官吏污浊。赵南星在《覆陈给事疏》中指出吏治清浊与民生遂苦的关系，他建议“惩举刺”，即检查部门是否尽责关系到吏治，吏治清浊制约民生遂苦，得出“吏治清而民生遂”“吏治浊而民生苦”的结论。明朝的著名士大夫多有论述吏治与民生者。如张居正在《请定面奖廉能仪注疏》中说：“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认为治国之道在于安民生，安民生则在于核吏治，吏治关乎民生。

由上可知，吏治要求官员厚民生、抚绥民生。因此，民生问题不仅属于社会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明经世文编》所选的只是明代士大夫的部分奏疏与议论，然而却是有关明代社会治理最有代表性的论述，其中有关民生的论述较多，反映了明代士大夫关心的重大事情与基本观念。明代士大夫多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能臣，对于朝政与地方社会影响较大，如廷臣刘健、谢迁“以道事君”促成弘治中兴，张居正改革振兴国家，地方大员吕坤推行实政颇有作为。明朝士大夫也发展了民生思想，如朱升说“民生休戚在长吏”，这是对吏治与民生关系的高度概括。中国历史上的民生问题既是生活史内容，也事关社会与国家，值得深入研究。因此，研究士大夫的民生思想与实践，采取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显然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