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略村伏击战：《亮剑》伏击日军观摩团的战斗原型

1943年10月24日，八路军第386旅第16团在韩略村西南方向的临屯公路，成功伏击了冈村宁次的“战地观摩团”。韩略村伏击战是一场以“人民”为支撑的典型抗日游击战，后来还成为电视剧《亮剑》里的精彩情节。

获取情报，抓住战机

冈村宁次在出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企图以“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将我整个太岳区变成他的“剿共实验区”，一举摧毁我太岳抗日根据地。为了总结所谓“山岳剿共”的经验，狂妄的冈村宁次还特意从各战场抽调了所谓的“优秀精英”和毕业学员，组成了由所谓“战神”服部直臣少将率领的“战地观摩团”到现场“参观见学”。

1943年6月18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召开会议决定调集重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这种形势之下，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命令第386旅旅长王近山率领第16团前往延安，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任务。第16团官兵英勇奋战，冲破重重封锁，于10月22日到达山西省洪洞县韩略村以南的南北挂地宿营。

韩略村，位于今山西省临汾市东北25公里处，处在临汾和洪洞之间，附近为敌占区，四周有多处日伪据点，在村东还建有一个日军岗楼，驻有日伪军40多人，号称所谓的“治安区”。南北挂地位于韩略村以南，群众基础很好，利于隐蔽。当八路军进驻后，当地老百姓兴高采烈，烧火做饭，民兵还协助站岗警戒，主动掩护和配合部队。

重要的是，地下交通站和村干部向王近山提供了一个情报：韩略村西南的临屯公路日军车辆往来频繁，上午有几辆押送物资的汽车东去，下午又有几辆车载着抢劫的物品回来，并且日军狂妄自大，警戒松懈。天赐良机，王近山又收到一封密报：24日凌晨将有日军的“战地观摩团”车队从临屯公路向我太岳根据地开进。

通盘考虑，速战速决

在此情形下，敏锐的王近山带领官兵们化装成老百姓到现场进行仔细勘察，发现该公路两侧是下来容易、上去难的陡壁，周围还有一些土包和废弃窑洞可以利用，正是一个打埋伏的好地方。

为达到此战尽可能迅速全部歼敌的目的，防止因为“恋战”或敌人逃脱导致日军增援，王近山进行了周密的作战部署。首先，团主力部队由团政委率领向西转移，防止开战后被敌人发现后围困；其次，由团长负责指挥9连，安排一个排及部分民兵负责监视韩略村东面岗楼的40多名日伪军，另外两个排负责拦截先头日军，防敌驾车冲闯；再次，副团长负责指挥6连拦截尾部日军，一方面防敌逃窜，另一方面防临汾之敌赶来增援；最后，王近山和团参谋长负责指挥4连和5连埋伏在公路两边的陡壁，待时机已到，突然出击消灭敌人。

10月24日凌晨3点，4个连已进入了伏击阵地，还利用玉米秸和高粱秆进行伪装。上午8点多，临屯公路沙尘弥漫，日军有3辆小汽车和10辆大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地驶来。待车辆全部进入预设的伏击圈后，王近山果断发出攻击信号，4个连的官兵如猛虎下山。6连使用手榴弹、掷弹筒炸毁了车队尾部的卡车，阻挡住敌人去路；9连在前头猛攻，断绝了日军先头汽车加速跑掉的希望；4连和5连则“切大为小”，把被围困于短小公路内的日军分割为小段，一小块一小块地“吃掉”。为防敌来援造成被动，游击战比正规战更加要求迅速解决战斗，王近山身先士卒，率领官兵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此时，被请“入瓮”的几名日本高级军官躲在机枪旁边，负险固守、等待支援。5连指导员郑光南英勇无畏，抱起手榴弹直扑敌人，舍身炸毁机枪。战士们见此，奋勇冲向日军，歼灭残余敌人。

人民战争必胜

韩略村伏击战看起来规模不大，但战斗成果十分丰富。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除了有3名敌人漏网，最终消灭了包括日军旅团长服部直臣少将、6个大佐联队长等在内的120余名军官，还击毁敌汽车13辆，缴获枪支及军用物资若干。此次伏击战，沉重打击了日军，受辱的冈村宁次大发雷霆，下令枪毙了负责韩略村据点的日军小队长，将驻守临汾的第69师团师团长清水中将撤职，又从各地抽调约3000名兵力，甚至派飞机寻找我方主力决战。但是，八路军在民兵和老百姓的帮助下快速清理战场后，早已奔延安而去。

凡是称得上“经典战例”，必不可少的胜利因素便是主动权的问题，而“游击战争的主动权问题，是更加严重的问题”。由于韩略村地处敌人腹地，周边较为危险，在这里主动进攻日军如“猛虎口中敲玉齿，骊龙颔下夺神珠”。但看似虎口拔牙，实则顺手牵羊，以辩证思维来看，此处的敌人也因感觉良好而防备疏忽。王近山以“敌进我进”的主动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战机，就在敌人后方打一枪，破坏了敌人的部署和美梦。除了“主动性”，毛泽东还指出游击战争另外两个方面的问题，即“灵活性”和“计划性”。第16团战前进行周密部署、战后绝不拖泥带水就体现了这一点。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特别强调，“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这可谓道出了游击战的实质性要求。而要达成一次胜利的游击战的目标，最起基础作用的是“群众的战争”。朱德在论述敌后根据地建立的条件时深刻指出，“如果脱离民众，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就休想在敌人远近后方存在，它迟早会被敌人消灭”。事实证明，韩略村伏击战正是依靠群众进行掩护配合、依靠群众获取情报支持、依靠群众获得后勤补给、依靠群众参与协同作战、依靠群众打扫清理战场，才获得了“这比在战场上打死五万日本兵的意义还大”的重大游击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