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光辉文献的诞生与传播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展陈着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多个版本。这是一篇指导全国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一经发表即受到全中国社会各党派、各阶层民众以及海外人士的高度评价。

　　一

　　1938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也是决定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紧要关头，毛泽东以其丰富的战争实践和超越常人的政治智慧与敏锐洞察力，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

　　在这次讲演中，毛泽东通过对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特别是对时代特点的分析，揭示了抗日战争的规律，精辟地论述了抗战的前途、历程和战略战术原则，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科学结论，从而彻底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的又一篇最重要的军事著作。它是一部伟大的马列主义文献，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的杰出贡献。全文共120小节，论述了21个问题，包括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抗日的政治动员、兵民是胜利之本等内容。这篇文献进一步坚定了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

　　二

　　到1938年5月，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十分渴望战争的胜利。可是，对于战争的过程，以及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取得胜利，不少人处于迷茫之中。更消极的是，当时“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甚嚣尘上。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对我国坚持长期抗战将十分不利。因此，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为了探求指导中华民族取得抗战胜利的方略，毛泽东阅读多种哲学和军事著作，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进而用新的理论指导实践。

　　为撰写《论持久战》，毛泽东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只要在延安能够找到的哲学书籍，他都认真进行研读。因为他深知，在抗日战争中，社会上之所以流传着许多错误的观点，是因为人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因此，毛泽东阅读众多哲学书籍，增加知识储备。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时，写下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时，在书眉和空白处留下了上万字的批注;在读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时，毛泽东更是一气看完，专门撰文向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进行推荐，并重点探讨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着重研究军事问题。对中国古代军事素有研究的毛泽东，这时又认真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在延安成立专门的研究小组，采取边读书边讨论的方法展开深入学习。毛泽东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务求通过研读《战争论》以及其他军事著作，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这也是《战争论》中的一些观点在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有所反映的原因。当时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术界曾掀起一阵翻译和学习《战争论》的热潮。

　　《论持久战》通篇充满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研究和分析抗日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战争进程，始终着眼于战争的全局，研究和分析敌我双方存在的矛盾，以及造成这些矛盾的种种因素，从而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的走向，即：“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

　　三

　　1938年7月，延安解放社印发单行本《论持久战》，各根据地官兵争相传阅。当月，汉口、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新华日报馆，相继出版铅印订正本。一时间，《论持久战》供不应求，一扫国人心中的迷茫。

　　《论持久战》不仅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及其军队也产生了影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将其基本精神向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作了介绍。傅作义等人深为赞赏，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武汉会战后的局面，也印证了《论持久战》中所说的“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随后，经周恩来的同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将《论持久战》中所蕴含的思想“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在国际上也引起重大反响。当时周恩来从武汉寄了一本给在香港的宋庆龄，请她帮忙翻译成英文。读完文章后的宋庆龄深为认同毛泽东鞭辟入里的分析判断。她找到自己亲近的朋友、记者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为英文版写了序言：“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论持久战》在海外得到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极大地提升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国际影响力。

　　毛泽东以超乎常人的艰辛劳动和付出，通过深入研究，将丰富的革命战争实践经验升华为高度的理论概括，写出了正确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实践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回答了当时人们回答不了的问题，解决了当时人们解决不了的矛盾，从而使人们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和中国的前途命运有了清晰的认识，也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和信心。

　　(摘自2024年3月17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