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图志》中的新疆“三交”图景

《西域图志》全称《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由乾隆皇帝下令编纂，共52卷。《西域图志》作为清代新疆的官修通志，是研究清代西域的重要文献，也展现出一幅幅西域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历史画卷。

共拓疆域、共护边境，奠定各民族广泛交往的基础

《西域图志》记载：“王师先定准夷，继平回部，五年之间，西域全地悉归版图。”“今中外一家，星轺使节，如履康庄，如行内地。”这表明在统一西域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营造了安身立命的场所，“天下一家”的族群观念成为共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奠定了基础。

疆土既定，维护、巩固和发展则是捍卫西域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西域图志》记载了乾隆接见各族首领，并进行宴请、围猎、封赏、赐爵等活动，体现了各族首领在政治上接受中央政权的统辖，是国家统一新疆各民族真实、鲜活的写照。清政府灵活的治理手段，促进了内地与西域的交往，“今文武将吏往来西域，与行内地无异”，极大地稳固了中央与边疆的政治关系，体现出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经贸互动、社会互嵌，拓展全面交流的广度深度

乾隆统一西域后，采取了多种措施推动西域经济发展，因此西域与中原经济交流日益密切，形成了新的贸易带，在族际贸易、藩部朝觐、族群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清政府实施屯垦开发、以边养边的政策，通过多种方式在天山南北发展屯田，改变了西域过去单一的游牧经济，开始多种经济方式并行发展。实施货币统一政策，天山南北与内地一样使用银两，清政府在伊犁铸造制钱，“面镌乾隆通宝汉字，而以设局地名附于背”，显示了国家货币流通的统一，以及新疆与内地经济的紧密联系。实施减赋轻税，“圣天子犹重轸疮痍，苏其困惫。酌盈剂虚，取足供军屯之费而止”。一系列的措施促进了西域经济的发展和兴起，《西域图志》记载：吐鲁番之辟展城，“民居鳞接，商贾辐辏”；哈密等地“城外东西两关，地当孔道，商民辐辏，号称殷庶”；叶尔羌城“规模宏敞，甲于回部”；山南诸回部“耕织之外，多善商贾。故西域贾人，自西土以及傍近诸国，无不至”。

清政府对西域当时的教育现状作了判断，“囿于习尚，教化不先”。学校教育是“此学校之制，宜为纪外域者所罕详也”。并且分析教育落后的原因，“又其地与中土隔绝，流移侨寄所不及，诗书羽侖之盛，渺乎未有闻焉”。于是，提出了教育目标：“兹际武功告成，文教遐被之余，于商民流寓子弟有造者，栽培乐育以为之倡。将俾倾心内面之侣，耳目濡染，岁月渐摩。潜移默率，鼓钟于伦之化，且遍西域而同归也，岂不休哉。”通过在新疆的行商、驻军子弟中推广儒学教育，起到人才示范的作用，潜移默化，长此以往，让西域同中原一样。此外，“乾隆三十二年，因携驻眷兵，招徕民户中，俊秀辈出。各城分设义塾，延师训课，兼习骑射。兵民踊跃，造就多人。三十四年，初设迪化宁边两厅学”。由最初办义塾，后升级为正式的官学，即厅学。清朝在西域共设有七所官学、七座文庙，“版户鳞集，学校与州郡并建。莘莘俎豆，济济生徒，视内地无异”。可以看出，清政府建学校、修孔庙、行科举，通过发展文化教育，提高民众素质，增强文化向心力，以此实现长治久安。乾隆四十二年秋季的陕甘乡试，有迪化州籍者得中为举人，“由是感激奋兴，科第蔚起。固北庭西海之间，伊古未逢之隆轨也已”。这不仅对西域举子有极大的鼓舞，也是清政府在西域大兴教育取得的显著成绩。

清朝在西域实行“屯垦戍边”和“移民实边”并行的政策，西域各部落逐渐拆去藩篱，彼此交流，走向融合。一方面是中原人口迁至西域。《西域图志》记载，清政府在伊犁、乌鲁木齐、奇台、巴里坤、吐鲁番等地设置满营，兴建满城，如“皆兼设满营绿营，分兵防守”；允许官兵携带家眷永久驻防满城，如“驻防满洲、蒙古、锡伯、索伦、察哈尔诸兵，虽携眷居住，未可与彼中户口同论”；定期到塔城、叶尔羌等地换防，如“于西安、宁夏驻防兵内移驻”。清政府还从内地招募来西域屯田的民户、遣犯，“以招募安插民户”，开垦种地，从事农业生产。因此，从乾隆二十六年到乾隆四十五年，是内地人口迁入西域地区比较集中的时期，到清末，汉族已经遍布全疆各地了。另一方面是西域各族群的迁徙。“爰为屯兵驻守，招集回部及甘州民户，分地而居。而于乌鲁木齐、昌吉、罗克伦、伊犁诸处，计亩耕作。盖屯垦之丁男，即西域之户籍也。”鉴于回部人习种植，而准部地无耕植，乾隆时曾迁移回部人到准部伊犁河谷，从事农业生产。“始则移回部之人民，理准疆之塍畎。嗣是农功日辟，赋役有经。不惟山南习耒耜之勤，即山北亦有口分之业，不数年来蔚成都会。”人口的迁徙，使得西域各民族共同生活、练兵、生产、经营等，“并以时简阅训练，与内地无异”“从此天山南北，一体涵濡”，逐步形成了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

万里东归、民族认同，彰显深度交融的共同体意识

经过清政府长期的励精图治，西域民族融合和中华整体观念在大一统格局下深入人心。例如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渥巴锡等，以其部众三万余户，行经万有余里，不藉招徕，款关内附”。乾隆亲撰多首赞颂的诗篇，其中《宴土尔扈特使臣》诗中“覆帱谁可殊圆盖，中外由来本一家”一句尤具深意。

在新疆统一的过程中，地方少数民族首领也积极响应清政府的号召，展现了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域图志》记载，吐鲁番地区维吾尔族首领额敏和卓“乾隆二十四年，西域平，复还故地”。1758年，额敏和卓还参与了平定大、小和卓之乱。《西域图志》中的《紫光阁五十功臣像赞》指出，额敏和卓“知无不言，言无不宜。其心匪石，不可转移”。此外，清朝在统一西域的过程中，得到了西域民众的大力支持。“大军未至城百里外，回民扶老携幼跪迎，争献牛酒”“久思归附圣化”“壶浆箪食迎王师”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共同的国家认同和浓烈的家国情怀不仅为西域和平与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中华民族团结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西域图志》可以看出，清政府在西域塑造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共同性不断增长，融为一体的态势占据了主流。书中详尽的历史史料科学印证了西域各民族汇入中华民族、融入中华文化、认同中华制度的事实，证明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必然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