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高教该重新整治了

台湾中华大学。（图片来源：台湾《中国时报》）

林智坚硕士论文抄袭案引起各方面的议论，在诸多议题中，我们看到的多半是针对林智坚本人及其指导教授个人诚信、学术伦理、操守的批判，但鲜有人从宏观面讨论台湾高教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文法商科的教育问题及供需失衡的就业问题。

自1990年代广设大学以来，台湾出现了150所大学。长期以来，台湾的高等教育政策是承袭西方的思想及制度（尤其是美国），台湾教育部门必须包山包海管理大学理工医农、文法商管等所有科系，负责了大学的经费、人事任用及管理；而台湾科技部门则主导了大学教师的研究经费及方向。

近20年来，由于教育经费分配太广而不足的问题，广设新科系及研究所(含硕士在职专班及EMBA)成为大学另辟额外财源的小金库，而不须重大设备、研发成本低(数据收集＋计算机分析)、投资额度小回收快、生员相对充足的管理系所才成了各大学的新宠，管理相关系所(企管/资管/公共行政管理/各类硕士在职专班等) 的快速成长到了几乎每所大学都必须“具备”的科系。

理论上，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所层级) 的目标应该在于培养人民健全的人格、普及的知识及全球视野、兼顾科技与人文的情操与胸襟，但在目前政治挂帅、利益导向、短线操作的环境下这些教育诉求显得十分讽刺。台湾教育部门严管教师员额及补助经费但却任由各校持续扩张比较“赚钱”的系所，超收的结果造成特别系所师/生比严重失衡，而研究课题浅碟化(过度强调统计问卷分析及一般性标准无差异化计量方法)、专业失调的现象具体表现在：模仿欧美不够接地气、在地化研究各取所需显得琐碎而深度不够，难以培育大师级的学者，同时包造成“满街”博士级流浪教师的异象。这次林智坚风暴下的台大“国发所”、台湾中华大学科管所都是典型案例，而这个师/生比失衡的现象是许多研究型大学理工科老师所难以想象的。

再看看台湾高校教师供需及升等制度规范的问题。姑且先不论理工科系与管理学门的差异，台湾高教教师的来源主要来自于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士，虽然大学对对教师的审核虽然包括了教学、服务、研究等三大项目，但在现实执行面中“研究”实乃重中之重，也是台湾教育部门、台湾科技部门审核大学的重点。在师/生比失衡、研究课题稀少(在地化议题不多，但仿效欧美考众) 、论文撰写不易 的状况下，教师用“计量”标准化的研究方法，就地取材找一些容易上手的课题，不但满足了教师发表论文及升等的条件，也符合学生“顺利毕业”要求，但这些“不接地气”的学术成果并不具实用性，而其唯一的价值就是在台教育部门及科技部门论文评比中。而真正的教育诉求及使命感，如学术操守、教育伦理、教育良心等职业问题变得有些“次要”而不合时宜，仅供具有强烈教育使命感的人士参考。

再来谈谈理工医农及人文商管的教育及人才培养的问题。自然科学STEM 体系是跨越国界的，是全球化客观实证主义的实现，故其研究成果及论文发表有高度码国际性及扩散性；而文法商科是主观意识形态较强的领域，极具“在地化”的区域特色，没有全球标准化的经营模式，哲学思想及主流意识形态是学界普遍遵循的目标。

在进入智能经济时代，人文与高科技的结合成了另一个抢手的话题，关键是形成在地化、接地气的意识形态对话，研究西方历史或名人传记是徒劳无功的，但台湾高教在教育部门及科技部门的主导下似乎完全看不到这方面的着墨，就连个喊口号的动作都显得有些勉强。

台湾高教的问题是长期忽视但逐渐累积成灾的问题，其整治更是巨细靡遗、千头万绪！在全面智慧化的环境中，培养理想比例的理工/商管的生员比例应该是台当局下一个教育政策的目标。重利、重商、一厢情愿的教育政策使得台湾文法商管的硕士生供需失衡，而文法商管博士级“流浪教师”的充斥不仅仅是教育资源浪费的问题，也是过去教育政策失策的证明。但若“朝野”能借这次林智坚事件的冲击，重新全盘检讨过去的教育政策，也可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作者徐作圣为台湾阳明交通大学退休教授/来源：台湾《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