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仙居下汤遗址：揭示早期农业社会样貌

在距今约11700年的全新世，全球气候变暖，世界主要农业中心开始形成。东亚出现了以长江、黄河为中心的农业社会，并且形成了“南稻北粟”的二元格局雏形，从而开启了中华民族一万年文化史的新篇章，浙江仙居下汤遗址就是这一篇章的重要一页。

下汤遗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横溪镇下汤村，四面环山，东西邻水，南面约2公里为浙江第三大河——灵江。遗址坐落在盆地中央一处台地上，高出周边农田1—2米，文化层堆积厚达2.5米，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目前累计发掘面积2250平方米。历年发掘工作表明，下汤遗址包含上山文化（距今约10000—8300年）、跨湖桥文化（距今约8300—7000年）、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6000年）、好川文化（距今约4500—3800年）四个阶段，是目前我国唯一一处时间纵贯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4000年）始终、前后延续5000多年的史前遗址。下汤遗址是中华民族一万年文化史本土起源、连续发展的重要实证。

展现稻作农业长江流域起源的全过程

长江流域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上山文化是其下游的农业起源中心。最近，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吕厚远团队，通过对上山文化遗址群的野生稻进行采样、研究，揭示出一段长达10万年的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连续演化史。研究表明，上山文化遗址群早在10万年前便已存在野生稻分布，约2.4万年前开始利用野生稻，约1.3万年前开始栽培，约1.1万年前出现驯化稻。

下汤遗址生土层中发现了距今30000—15000年的野生稻，在上山文化时期地层中发现了较多的水稻遗存。据统计，其中驯化稻的比例高达75%。下汤遗址具有连续的考古学文化，经历了从稻作农业起源阶段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高度发达的整个发展历程，为研究稻作农业起源全过程提供了重要实证材料。

廓清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社会的聚落样貌

由于遗址保存状况、发掘面积有限等原因，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社会的聚落样貌我们并不清楚，下汤遗址的发掘填补了这一空白，揭露了上山文化中晚期聚落的布局与演变。

遗址中西部为相对独立的中心台地，中心台地的外围围绕着10余座上山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土台，再外围则是环壕，总体上呈现“中心台地—外围人工土台—环壕”的三重聚落结构。

具体来说，中心台地上发现上山文化中期房址4座，食物加工场遗迹1处，沟渠、沟槽、道路各1条。房址分圆形和长方形两种。圆形房址采用挖槽栽柱的方式，长方形房址为基槽式地面建筑。在食物加工场，则是发现了多处集中放置的石磨盘。房址与食物加工场侧畔的沟渠，让小桥流水人家的场景跃入眼帘。时至上山文化晚期，中心台地则演变为红烧土“广场”，广场上发现器物坑20余座。器物坑是上山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下汤遗址是目前出土器物坑数量最多的上山文化遗址，根据器物坑特点推测其功能可能与丧葬行为有关，或许为特殊形式的墓葬。

外围人工土台一般用纯净的黄褐粘土堆筑而成，大多呈东西向的长方形，长约8—10米，宽5米左右，现存高度约0.4—0.8米，大体呈南北向排列在中心台地的北部和东部。这些土台上目前已揭露房址2处、灰坑23座、器物坑28座，高等级墓葬3座。环壕宽约10米，深约2米，壕沟内出土大量陶片、石制品、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壕沟内侧沿岸和沟底分布较多的坑，多为近圆形，凿破砾石层，初步判断可能为食物加工或储藏的设施。

揭示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社会组织结构和发展程度

在黄河流域，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各社会单元围绕中心广场的向心式聚落结构，据此可以推演当时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尚不清楚。下汤遗址是目前我国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聚落要素最为完备、结构最为清晰、内涵最为丰富的遗址之一，为研究我国南方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及与北方早期旱作农业社会的比较提供了重要的样本。

下汤遗址揭示了距今9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早期众多人工土台围绕中心台地有序分布的聚落形态及其动态发展过程。外围人工土台上分布有房址、器物坑、储藏坑、食物加工设施、高等级墓葬等遗迹，各土台可能对应于基本的社会单元，尽管目前难以确定这些社会单元的家庭形态和规模，但这样的聚落形态无疑是其新石器时代早期社会结构的表征。

更让人意外的是，考古工作者在中心台地外围东部的土台上发现了3座上山文化晚期高等级的墓葬。墓坑呈长方形，东西向或南北向。随葬陶器较多，均在20件以上，器形主要有平底罐、圈足罐、大口盆等，有的墓葬还随葬石器。从随葬品的数量看墓葬等级较高，说明在稻作农业经济的支撑下，在距今9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上山文化社会较早地出现了社会分化和不平等现象。

下汤遗址升起的炊烟，象征着农业革命的完成和一个新的人类发展时代的开启。尽管目前所揭露的只是聚落的一角，但我们依旧能瞥见距今约万年之际人类早期家园的图景，感受到早期农业社会加速发展的时代脉搏。

（作者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下汤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