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企“中美选边站”的答案是……（三）：后疫情时代大陆在地台资经济再发展

　作者 桑登平 作者为江苏省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

目前大陆在统筹疫情防范和经济社会发展，针对新冠疫情内防扩散的重大战略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疫情防控已呈常态化之下，今年第二季度的GDP已由负转正，经济运行呈现稳步复苏态势。然而，自民进党连掌台湾地区领导权后，就毫不犹豫地爬上美国遏制中国大陆的战车，甘愿配合美国反华势力做对抗大陆的帮凶;他们利用新冠疫情纵容岛内独派势力搞“以疫谋独”，鼓吹台湾将尽快推动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全面“去中国化”，从而制造两岸“脱钩”。在民进党当局限缩两岸交流的手段不断翻新升级下，两岸关系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特别是对已趋制度化、正常化的两岸经贸关系如何能够健康地走下去，已是一个公开的未知数。两岸先前已经签订的23项协议现在已处于停顿，这实际上已经直接影响到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的政策驱动力。从目前大陆在地台资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蔡当局的极力阻挠，漠视台商正常发展的基本条件，名为保障安全，实际上是对拟来大陆进行投资活动的台商处处设限、层层设卡，使得新投资的项目(尤其是高科技、新兴产业的项目)显著减少。面对严峻复杂的两岸关系，特别是对后疫情时代两岸经贸合作是否能够继续得到融合发展，笔者觉得首先要重视对大陆现有在地台资经济的扶持引领，这样两岸经贸合作才不至于失去更多的机遇。

　一、大陆在地台资经济目前仍然需要突破的因素

当前，大陆经济社会发展已步入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这不仅使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新的态势和特征，更重要的是需要克服以往的惯性思维与做法，以新的思维和对策来积极进取，主动作为。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些地区的台资经济发展，已不能再依赖过去那种“投资+出口”的代工模式，而是要尽快转向“投资+消费+创新”的创新型模式，要顺利地跨过这道坎，只有在新常态下不断释放结构生产力，才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

对此，需要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由相对的“松散”型向“紧密”型推进。两岸“紧密”的产业合作可以通过组建“产业联盟”的方式，来推动双方产业合作水平的提升。二是从“现实互补”型向“逐步共同发展”型转变。两岸业者在抢抓战略机遇期的同时，要发挥各自优势，在产业创新方面加强分工合作，争抢占全球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三是两岸产业合作要由点及面地全面展开。不光是在先进制造业方面，对其它领域只要具有市场潜力，就要大跨度地拓展延伸，进行跨界发展。四是从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拓展。要把两岸产业合作融入大陆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中，在共同参与中，进行产业升级创新的分工，通过双方的互补合作和强强联合，达到提升“产业联盟”融合发展的目标。

二、充分利用国家发展台资经济优惠政策的叠加效应，为后疫情时代在地台资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好准备

2018年2月28日，国务院台办和国家发改委会同中央29个职能部门联合出台《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惠台31条”)标明大陆要全力发展的先导产业和经中国大陆倡议而实施的国际项目。

2019年11月4日，国务院台办和国家发改委会同中央20个职能部门又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若干措施》(“惠台26条”)。这是为了更好地帮衬台企和台胞在大陆的发展，而进一步推出的实实在在利好措施。这同时也是为了坚定不移地落实“两岸一家亲”理念，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做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实际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惠台31条”和“惠台26条”相继推出后，大陆各地都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台了对标国家惠台政策在当地的实施意见，这也是对国家惠台政策的具体再落实。

2020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外商投资法》中标明，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外(台)资企业的发展。在外商投资法的配套法规中，将对台商投资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不仅要让台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受到有效保护，还要让其有更多的发展机遇。这将进一步对台资经济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在金融、专业服务、高端制造等领域扩大开放。

2020年5月15日，国务院台办和国家发改委会同中央10个职能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应对疫情统筹做好支持台资企业发展和推进台资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11条措施”)。“11条措施”是支持台资企业应对疫情、复工复产和投资发展，防范化解潜在风险，持续促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又一惠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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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制定的这些涉台优惠政策，无不凸显着“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的重要理念，是两岸融合发展历史和现实的逻辑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对台商投资及在地台资经济的转型升级来说，不无是一个巨大的获利机遇。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给“新基建”系列、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带来了新的投资发展机遇。从当前全球疫情发展态势来看，亦有部分在其它国家和地区投资设厂的台湾企业，从健康安危和投资资本安全的角度考虑，为了企业的健康发展，而首选祖国大陆作为更为安全的投资避险目的地。

　(一)不断促使台资传统产业尽快“转危为机”

台资企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深水区”就是如何对待传统产业的生存。台资传统产业还有没有前途?我们觉得现阶段且不能盲目否定。传统产业大都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按理应该不会被轻易抛弃，因为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只有夕阳的产业传统，没有夕阳的传统产业。”[1]随着各地台资产业逐步向着中高端升级迈进，产品结构在不断调升的同时，同样也就需要在地台资传统产业摒弃老旧发展理念，将传统产业升级作为一项势在必行的系统工程，持之以恒地加以推进。

传统产业若不进行技术创新和结构创新，不实现升级换代，就会丧失以往的竞争力，甚至难逃被消费市场淘汰的命运。对于亟待突破困境的台资传统产业，要在四个方面把握转型发展的力度：一是克服投机心理，将更多的精力放到提高资源利用和经济效益上，努力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二是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做好淘汰和转移落后产能，优化投资环境，用创新的技术、优质的品牌重新占领消费市场。三是实现让人力资本、知识、技术向更高一级要素转换，来促使产业结构及产品升级。四是对于实在没有发展前景的生产性企业，视其条件尽快地向服务业转型。

(二)如何引领和帮扶置身重大发展战略中的台资企业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规划，这些重大战略也是推动大陆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不可否认的是，在全球化下的各国各地区在自身建设发展中有合作更有竞争。许多在地台资经济置身于大陆众多的发展战略中，在某种程度上应将其看作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就是看我们各级政府如何引领和帮扶他们参与到这些重大发展战略中。

　1.探索在地台资经济主动融入自贸试验区建设中

自2013年9月底在上海设立第一家自贸试验区以来，到今天大陆从南到北已批准设立了18家自贸区，至此，中国大陆已形成自贸区开放的新矩阵。自贸区一般都承担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创新先导区、现代产业示范区和对外开放合作重要平台”的重任。作为台资经济，在参与自贸区建设上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而台资经济要想在后疫情时代仍然保持可持续发展，也需要借助自贸区的平台进行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去年3月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要发挥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实验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等多区迭加优势，不断探索新路”。根据总书记“两岸融合发展”的对台思想，结合已设立自贸区省份台资经济发展情况，对台资参与自贸区的建设提出一些探讨性的思路。

一是自贸区的建立给两岸经贸合作带来诸多的“红利”。借助当地自贸区的建立，交易成本的压缩，使得两岸在商务往来中必将获得极大的便利，这就促使两岸互利互惠的贸易格局将会不断得到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台湾的贸易赤字，促进两岸经贸合作朝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二是自贸区的建立进一步扩展两岸经贸合作的发展空间。自贸区的建立是中国大陆制度创新的产物，它借鉴目前国际通行的基础规则和成熟经验，打造为促进投资贸易体制机制创新，培养国际化和法制化的营运空间。为此，要进一步推进两岸经贸合作的新模式，使两岸业已广度深度的合作，再度实现质的飞跃。要达到此目的，就需要在自贸区中创建更加适合两岸经贸合作模式的国际化贸易市场，以吸引更多的台湾企业进入自贸区及它的周边地带。

三是大力发展台资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档。当前，世界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高达70%。而进入21世纪后，台湾服务业产值对GDP的贡献率一直都在70%左右。[2]因此，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两岸合作的热点关注。现在许多自贸区在运营定位中，都将发展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放在重要的位置，对此在此领域内的两岸合作，一方面大陆应吸允台湾在现代服务业方面的先进经营管理模式，虚心向岛内服务业管理人才学习，以促进两岸服务业合作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两岸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中各有千秋，若将这个比较优势有机地融合，应用在双方的合作项目中，那么这种真诚的合作就可以避免由于过度自我保护而产生的恶性竞争，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提升合作效果的关联度。

在金融领域，可应用自贸区赋予的金融优惠政策来实现两岸在金融服务业上的创新合作，通过在自贸区内设立台资银行，更好地服务当地及周边地区的台湾中小企业。

服务贸易也是自贸区的开放重点，台湾投资者在自贸区内注册设立各类事务性商业服务中介、各类经纪人公司等;要允许具备相应资质的台商在区内设立独资的中介、咨询、培训、认证、代理等服务机构。同时，可以大力发展物流服务，提升两岸仓储物流、免税电商、实体店等合作项目的产品档次，使其能够尽快融入国际产品贸易体系，加大两岸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是通过自贸区深化两岸产业融合。结合两岸产业的合作特点，不断创新合作模式。一方面，在利用自贸区制度创新，促进双方产业研发合作，建立产业联盟的同时，利用区内各类产业资本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加强两岸产业融合的创新驱动。重视与台湾在产品研发上的合作，共同在技术创新、标准制定、营造品牌上拓展当地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空间。另一方面，利用自贸区的高效开放度来推进两岸产业融合，利用自贸区在资金流、物流、人才政策、投资负面清单、投资便利化等方面施行的优惠举措，吸引更多的台商来大陆投资兴业，让台湾业者享受到更多的投资红利。

2.台资经济如何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中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国际经济政治新形势，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开始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这就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对策。一个区域要现代化，首先就得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打破各种行政分割和地方保护，真正使得一些区域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为例，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主持召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有利于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实现更合理分工，凝聚更强大的合力，促进高质量发展。[3]

大陆台资经济要能以更高起点、更高站位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中，首先就要提升融入后的发展站位，以更大力度储备一批、投产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重大先进性项目。譬如集聚发展的新基建、生物医药、现代金融、科技服务等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并以项目围绕龙头型、基地型来延伸自己的产业链。台资企业在融入的同时，还要加强与外部资源的协同，借力上海龙头带动作用的发挥，激发、提升和增强区域整体发展的活力、能力和动力。[4]

长三角之所以成为台商投资大陆的首选区域，就是因为台商们看中了长三角在大陆经济发展版图中的区域优势，他们在长三角的投资更多的是与台商或岛内的全球产业链结合在一起，打造更加适宜台资企业长期发展的运营环境。长三角在一体化进程中，也将鼓励和扶持台资企业长期发展的政策目标纳入一体化的规划中，[5]这从长三角各地区为贯彻“惠台31条、26条”而制定的本地实施意见中都能积极地体现出来。围绕建设台资企业与长三角本地企业共同发展的主线，打造经济运营和市场合作的大环境，台资企业可以依托长三角的经济体系把自己的优势要素通过长三角，向整个大陆扩散，借此进一步扩大自己在两岸及国际上的市场。

根据“惠台31条、26条”的相关政策，台资企业可以特许的经营方式参与能源、交通、水利、环保、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面对长三角国际化的发展趋势，部分台资企业对在长三角地区打造更加优良的经济运营大环境都是抱有积极态度的。台资经济融入长三角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市场体系方面的对接。长三角地区是大陆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除了金融市场外，还有在大陆名列前茅的众多现代服务业市场及各类商品交易批发市场。台湾岛内的市场体系相对完善，国际化程度高，但由于经济腹地狭小，市场发展潜力不足，使得经济效益受到影响。长三角地区可以通过与岛内市场体系的对接与合作，加大自己对台开放力度。同样，台湾也可依托长三角的市场体系，把自己的优势经济要素向长三角乃至整个大陆扩散。

二是人才交流机制的对接。现代经济的运行模式，实际上就是资本流、技术流和人才流的密切互动。两岸产业要加强相互融合，消除人才流动的障碍至关重要。中央“惠台31条、26条”以及江浙沪皖三省一市相继出台的实施意见中都提到重视台湾人才在大陆发展的问题，且都允诺台湾专业人才可申请参与长三角及大陆的各项科研项目和技术革新项目。

三是产业互补性方面的对接。要提高长三角地区台资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就得整体提升区域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各地可以充分依托自身制造业的优势，吸引两岸更多的研发机构、创新中心来长三角地区布局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不断增强自己科技创新的能力。

与此同时，长三角地域上的主要经济城市群，可采用“飞地经济”的发展模式来达到在长三角一体化格局下的台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果。其做法就是将一些边缘的生产制造功能疏解到周边地区，而集中精力在长三角主要经济区域内重点发展产业创新研发及服务范围、市场规模扩展等核心内容，这样可使长三角地区的一些边缘区域及它的周边地区，就有可能获得更多因要素外溢而得到的发展机遇，从而又能推动次区域价值链和竞争力的整体攀升。

“飞地经济”由于会构成长三角地区台资经济跨区域的合作共建，从而形成更多的台资产业集聚，并将其产业链不断向周边地区延伸。其实通过“飞地经济”的发展模式，台资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真正效果就在于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充分发挥域内各地台我双方的比较优势，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促进合作各方的良性互动，争取共赢结果。当然，由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互补市场体系正在加紧建立和完善，如何形成合作共建双方互利双赢的机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3.继续融入到“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

台湾天然性地属于“海上丝绸之路”一部分，其经济与大陆经济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台资经济若是融入到“一带一路”中，将对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大陆在地台资经济的融入从粗线条方面来看，可尝试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在自身转型升级的基础上自行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二是参与大陆企业开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的机遇;三是两岸企业共同携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据商务部的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9.4%;进出口4.2万亿元，同比下降0.9%。[6]

两岸融入“一带一路”，双方首先就要将要素互补式的合作转变为创新互助式的合作，可以国际产能合作作为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首选。国际产能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又一个优先领域，其合作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2015年5月，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这对促进国家经济和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两岸合作与沿线相关国家建立相应国际产能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两岸经贸合作模式的一种创新性转型。两岸携手进行国际产能的合作，可采取几种形式：一是将资本、技术、装备和管理“打包”，与沿线的合作对象进行深度融合;二是将产能合作和产业链“加长”工程结合起来;三是对一些产能需求有限的国家，量身定做地提供一定的市场合作。台我双方还可探讨以“产业联盟”的模式，对沿线相关国家进行合作投资的尝试，将一些民生传统产业的过剩优势产能，转移到沿线所需国家。对于两岸都在发展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产业，也可联手与沿线相关国家进行产业的关联对接，在产业链的延伸上与这些国家展开合作。这对于加快所在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构建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共同开拓境外产业市场都是极为有益的。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一带一路”亚洲部分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至少有8000亿美元的市场份额。在地台资金融业，可以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多元化的优势，从全球资本市场的角度，找准机会、创造条件地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贷款、债券、股权等不同类型的资金投放。

(三)“新基建”对在地台资经济的吸引

今年3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后，“新基建”便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热词。在5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新基建”也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新基建”已前所未有地进入到高层的布局之中。“新基建”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含 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涉及到通信、电力、交通、数字等多个社会民生重点行业。实际上在“新基建”的这些领域中，尽管有些台资项目已经涉足其中，但大陆在这些方面的发展速度远快于台湾，且市场份额也大，必然就会吸引一些台湾人才和企业来大陆参与新一轮的创业。

　1.参与建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5G”

作为“新基建”的领衔产物，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5G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中预测，5G网络建设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预计到2025年将累计带动超过3.5万亿元的投资。庞大的商机必然会使台商积极参与到大陆5G基建进程中来。在“惠台26条”中就提到，台资企业可按市场化原则参与大陆第五代移动通信(5G)的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产品测试和网络建设。台湾在信息通信行业方面在全球虽然有着较强的竞争力，但发展速度却缓于大陆，因而大陆5G市场的敞开，可为相关台资企业带来新的投资机会。

南开大学朱磊教授对岛内同5G有关联产业与大陆进行合作的可行性作了分析：台湾半导体代工晶圆的产能与封测规模，目前均居全球首位，正好可与大陆5G建设市场的庞大需求形成优势互补。由于大陆5G发展需求的拉动，即使在今年的全球疫情下，集成电路产业(IC产业)仍然保持逆势增长。今年上半年，大陆IC产业的销售额达到3539亿元，同比增长16.1%。预计IC产业的市场规模将保持20.3%的增速。[7]由于大陆IC产业的产能自给率仅有15.4%，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这个缺口正好就给同是优势产业的台湾半导体行业带来难得机遇。作为辅助主件的印刷电路板产业，在台湾布局完整，产量在全球市场占有率为第一;由于拥有岛内半导体产业链的支撑，台湾传感器产业也较为完整，在制造与封测方面投入的厂商相对较多。另外，台湾LED组件产业发展已超过40年，已为全球前三大供应地。这些都是目前台资经济参与大陆5G进程建设极为有利的硬件条件。

2.参与大陆数字经济的全面展开

数字经济尤其是经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现已成为全球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只有紧紧拥抱这个经济浪潮，才能跨越赶超、实现引领。以南京市为例，该市出台的《南京市数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中宣布，两年后全市数字经济增加值要达到1万亿元，占GDP比重达56%以上。[8]做强优势数字产业，就要巩固夯实电子信息产业，重点发展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未来信息通信、卫星应用等电子信息新兴产业。在这方面，许多电子信息、半导体类的台资企业是有条件和能力参与进来的。

　3.两岸携手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在全球步入智能化时代，包括“新基建”领域内的人工智能(AI)产业，已成为世界各国都在抢占的新技术高地。在这次新冠疫情防控中，以AI为代表的新兴科技，渗透进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AI不但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还赋能各行各业，成为全社会发展的加速器。目前大陆正以全方位的产业发展生态优势拥抱AI，为推动AI产业的发展，国家工信部于2016年12月发布了《中国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提出在“十三五”期间同步实施数字化制造普及、智能化制造示范引领;到2025年，基本建立智能制造支撑体系，重点产业初步实现智能转型。截至2019年底，大陆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的规模超过51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超过2600家。而根据德勤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预测，到2025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超过6万亿美元。[9]

从台湾目前的情况来看，随着AI越来越广泛地投入商业应用，实战人才缺乏、资料基础建设不足和产学存在的鸿沟，乃是AI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而未来的应用和技术发展，都是台湾科技业关注的动向。鉴于岛内AI研究成果的技术应用还局限在制造业、电子业等领域，能否全方位地应用到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待努力。[10]为此，大陆在地台资企业可以围绕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以智能化提高生产效率，这样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也可使产品的不良品率下降。

江苏的台资企业虽然在AI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但在AI与制造业高效融合、加速制造业应用上，仍存有一些带有共性的难点。要使两岸在AI产业上达到高度融合，对以下几个方面就要引起关注：一是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通过对各类数据的采集、传输、分析形成智能反馈，应用于生产和服务中。二是坚持“技术投入+场景应用”的双轮驱动。一方面加大制造业的技术投入;另一方面则以项目为抓手，加深产品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各场景双方的融合程度。[11]三是关注技术人才的应用。通过分类型、分等级，推进AI梯队形人才队伍的建设。依照本地人才扶持政策的优惠条件，还要积极寻觅领军型高端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四是为台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完善顶层设计，积极依托本地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优势，统筹规划制造业与AI融合发展的战略规划，打造服务于制造业全产业链的台资“智能制造聚集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