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的政治定力与战略出路

　　四川大学政治系研究生李林杰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0月号发表专文《台湾问题的政治定力与战略出路》。作者认为，对于一个复杂的问题，采取“一点一滴解决”的态度，诉诸“渐进的、经过反复多重博弈”的解决，虽然付出较多的时间成本代价，但与之相称的，是该问题之更根本解决的可能性。大陆官方舆论应对“和平统一”战略保持高度的政治定力与历史自信，以新思维统筹今后的和平统一对台战略方针。文章内容如下：

　　一、武统台湾结果是不可测的

　　(一)武统意味着四十年对台战略之自我否定，带来信誉损失

　　在规范性层面来看，武统方案的采纳，意味着中华民族之历史悲剧的重演，也意味着四十年大陆对台和平统一战略之自我宣告失败。这不光关系中国共产党将来在民族历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应当负起的历史责任，也牵涉大陆在大政方针上的连续性之权威的褪色。

　　在国家层面的重大对内对外战略上，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大陆保持了一以贯之的和平发展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虽然这里内涵着中国话语论述调整的相对“笨拙”，但也赋予了大政方针之“定则难易，说话算话”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结合大政方针决策本身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已构成了中国政府合法性资源的一部分。

　　如果在和平统一的对台战略上轻易做出改变与转向，对于中国今后任一大政方针之更动均会带来抹杀权威性色彩的冲击，影响中国的基本信誉。而中国对内对外大政方针之良好信誉，构成了“道义领导力”之一部分。这种凭藉“信誉”支撑的“道义领导力”，在中国当前面临的不利国际环境之下，可资为外交博弈的一项“正资产”。

　　如果在当下民进党切香肠式之“隐形台独”之进程中，而不是“法理台独”之行动后，贸然动用武统选项，恐怕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现状破坏者”，对于中国自身的国际信誉亦是较大的打击。贸然武统，对于将来无论是国内层面出台的方针之有效性，抑或是对外层面拟定的战略之可信性，均是不小的冲击，对外交博弈中可用的“正资产”亦是损耗。

　　(二)影响当下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之自我定位的接受性

　　目前中国之外交努力，正从既定的“韬光养晦”向“有所作为”奋力转型，见之于多项对外方针的密集出台，与全球战略的规划布局。而中国外交实现“有所作为”，进而开创“外交新局面”使之与我国民族复兴伟业相称的目标在于：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的接受。而台湾问题之武力解决，显然对此必有冲击。

　　当前中国与美国在中国本身的国家目标定位上，具有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冲突，“美国治下的和平”不会容纳中国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而欧洲正处于中美之间游走之摇摆立场。因而，一方面是争取广大发展中国家人心民意的努力，另一方面是争取摇摆之欧洲的承认或至少不反对，应当双管齐下。这对于实现中国的外交目标，必会减少诸多阻力。

　　欧盟目前的对华定位处于摇摆状态，或者说，欧洲正处于对华政策调整的窗口期。总体上看，欧洲与中国拥有较多的共同经济利益绑定，也没有类似中美的地缘战略冲突，且欧洲自身的自我定位与中国的国家目标亦无结构性的矛盾。一个接受中国崛起的欧洲，在本质上是可能的。纵观欧盟与台湾的关系，长期以来对台方针是从属于对华方针，与台湾一方面维持半官方的“实质外交关系”，一方面亦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的联系亦是经贸文化色彩远高于政治色彩，没有美国意图以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冲动。从理论上看，欧洲是可以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欧洲也可能会接受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但那是从长远来看。

　　当下的欧洲，正处于对华政策调整的窗口期，包含追随美国对华遏制路线的可能，见之于近期欧盟对于“中欧投资协定”的冻结审议。可以说，欧洲正处于摇摆的十字路口。因此在当前，避免将欧洲推向美国应为中国所要着重考量的问题。在此情况下，一个“守规则”的中国，在目前看是欧洲所希冀与要求的。同理，他们对于“不守规则”的特朗普政府同样厌恶与排斥。什么是规则?规则就是习惯，是模式，是系统，或者说，就是现状。什么是见之于台湾问题的规则?便是当前现状的非武力改变。

　　(三)域外大国的约束性

　　美国因素的存在是阻碍大陆统一台湾的最大障碍。而贸然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冲动，无疑将导致美国的强烈反馈，这种反馈很大程度是不可预期的。一来会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平衡，二来亦不要低估美国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

　　首先是对于中美关系的冲击。中国目前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首要前提是稳定，而中美关系的维持与稳定发展，便是稳定的基础。国家的利益可以靠国际合作的方式获得，而国家也有可能确保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在国际问题的权力上自我克制，并接受各方多赢，以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另类思维和做法。因此，必要的战略克制与战略冷静，是处理中美关系所首当其冲的。而台湾问题的武力解决，难免会对中国本身所欲求的稳定、可预测的中美关系增添较多变数，不利于“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发展意愿的达成，进而影响到中国自身发展的国家大气候。

　　其次不要低估美国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美国对台政策长期奉行战略模糊的政策，一方面对于台海的现状与前途，实行“一个中国政策”，否认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但又隐晦地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台湾的主权主张，甚至在特朗普时代试图公开突破“一个中国政策”限制;另一方面美国对台海两岸发生战争是否军事介入的问题，也刻意维持战略模糊姿态。战略模糊政策中的取舍，在于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全球“霸权”，其对台战略服务于对华战略，从而服务于其全球战略，其在全球战略中对华的性质定位对此有较大影响。作为选举制国家，任何一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均服务于国内政策，其国内社会的情况及其解决，对此亦有较大影响。基于目前美国国内社会出现几十年未有的分裂，不排除藉武统导致对华作“敌对国家”的性质定位进而发起“新冷战”，乃至以武力作为阻止中国统合分裂国土的选项。因此，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不能低估。

　　二、和平统一的可欲性与可能性

　　(一)和平统一的可欲性：渐进的问题解决方法

　　从学理上说，对于一个复杂的问题，采取“一点一滴解决”的态度，诉诸“渐进的、经过反复多重博弈”的解决，虽然付出较多的时间成本代价，但与之相称的，是该问题之更根本解决的可能性。

　　台湾问题从岛内看主要牵涉共、国、民三个主体之互动博弈，从国际看主要牵涉美、中、台三个主体的多重博弈，结合历史恩怨、文化纠缠、利益纠葛，其复杂性可见一斑。对于复杂问题的解决，如果是以渐进解决问题的思路，以长的历史时段作为解决问题之时间线的参考，结果往往能达到治本的效果。在复杂性问题中，各种潜藏的、凸显的矛盾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过磨合达到一点一滴的“烫平”式解决。

　　邓小平时期“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江泽民时期“九二共识”的达成、胡锦涛时期“两岸三通”的实现，以及习近平总书记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历史性会晤”，都是几十年来两岸交流交往与接触的产物。特别是2008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八年时间，许多历史性制度安排与协议文件签署实现，许多层面的制度安排已成为不可逆的进程，为两岸问题的最终解决做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容纳入“台海问题”之“渐进解决”的历史进程之中。因此，相信台海问题的和平解决是一个长尺度历史进程，并且时间的代价会以和平解决的收获为相称之所在。

　　(二)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从国际政治来看，台湾问题牵涉美、中、台三方主体的博弈互动，而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可能便潜藏在三个主体之内。

　　首先是大陆方面日益崛起的综合国力，以及陆台之间实力差距的日益拉大。一方面，随着大陆力量日益强大，军事投射能力早已覆盖环台湾岛地区，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逐渐被大陆牢牢攥在了手中。伴随着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之自信的，也当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之自信。另一方面，陆台日益拉大的实力差距，也会形塑陆台之间的互动大方向。一般来说，实力较小的政治实体面对实力较大的政治实体，可供采取的策略无非是，要么抗衡、要么扈从。陆台之间悬殊的实力差距决定了，台湾要么选择扈从大陆求得安全，要么选择凭藉域外大国寻求抗衡大陆来求安全。但区域的权力分配往往是零和的，从长远看，伴随着大陆在西太平洋地区现实权力的不断增加，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权力必然收缩。当美国学会接纳中国大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力时，台湾还有何抗衡凭藉?唯有寻求扈从与和平。大陆自身实力的增长，是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关键所在与底气所在。

　　其次是台湾问题在美国之战略地位。第一，美国与台湾的利益牵涉，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是美国与割据政权(所谓“中华民国”)的利益关系，二是美国与台湾岛本身的地缘政治利益关系，三是美国与岛内各主要政党的利益关系。在多重利益关系中，三者的位阶次序是不同的。美国与台湾岛本身的地缘政治利益关系占主要方面，美国最为看重的是台湾岛本身的地缘政治价值。由此，美国与割据政权以及岛内各主要政党的利益关系，有被放弃之可能。第二，美国对于台湾岛本身的地缘政治战略价值的看重并非属于美国自身之核心国家利益。由此，存在着交换可能性的空间，即以台湾岛本身与美国更优先关注的其他价值利益相交换的可能。因此，从理论上看，弃台论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中国崛起本身，带来的也是在国际政治层面与美国更多的利益纠缠以及可资交换的筹码，长远看会愈来愈多。

　　最后是台湾本身政治社会中亦蕴含着可能性。台湾岛内有“独派”色彩的民进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必会改变，这不光是因为选举社会里政党轮替的逻辑所决定。从民进党的诞生、发展与成熟来看，均沾染有“民粹色彩”。其惯常手段，便是以意识形态议题作为政治动员与敌我认同切割的工具，操纵省籍、族群、国家认同上的二元对立，以“台湾主体性”诠释的二元对立论述，作为其胜选之手段，且屡试不爽。但从长远看，必失之远虑。随着岛内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及政治高压的消失，社会和政治认知会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这是无法阻挡之潮流。单一的意识形态议题，必然愈加无法统合多元的社会诉求，决定了长远看民进党要么转型要么瓦解，而转型也是对于本身就是以“意识形态议题”凝聚与定义的民进党之自我瓦解。从长远看，民进党必然面临“去神坛化”，未来岛内政治版图未定，大有可为之机。

　　三、今后的对台方略建议

　　(一)介入岛内的政治议程

　　长期以来，大陆的对台战略包含着“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诉求。去做关于台湾岛内之民情人心的工作，一直以来是对台统战之所需。然而，这项工作从客观上说，效果不尽如人意。典型体现于，即使在马英九时代八年和平发展期中，岛内的“国家认同问题”却进一步偏差，“中国人”认同不增反减，这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何以至此，可能是因为大陆并没有很好地去介入台湾岛内的政治议程。

　　岛内民情人心的现实是，在民进党业已建构的“台湾主体性的话语叙事”中，台湾主体性获得了超越凡俗价值的宗教色彩。民进党得以将自身理念等同于“爱台”，从而获得“理念”层面对于政治对手的理念优势。在民进党以“台湾主体性”诠释的“爱台湾”的话语叙事包围下，任何与之相左的理念，均处于不利地位，遑论“统一”的声音。大陆需通过重构“爱台湾”的新话语论述，有效介入岛内的政治议程。而加以操作化的方法，一是，不妨对《反分裂国家法》加以具体化与动态化。一方面是为台海两岸的现状作底线的保障，另一方面通过细致化的条件，使得对岛内独派分子的威慑力强化与增加。二是，增加环台军事行动的威慑力与针对性，制造对独派分子之压力，助益于岛内政治议程的改造。

　　(二)维持岛内政治介入的自主性与中立性

　　长久以来，大陆的对台战略内涵亦包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的诉求。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在选举社会的语境中，即是寄希望于台湾的政党。但在操作中，演化为大陆与某些政党的具体绑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陆对台方针的自主性，窄化了大陆在岛内的政治运作空间。

　　在政治社会中，不同的主体基于相互之间的需要结成利益关系。而利益关系中，占据主动性的主体，往往是基于更高“被需要程度”的“稀缺性”，藉此以掌握更多的转圜空间与操作资源。在台湾问题中，大陆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深度绑定，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在岛内与民进党、至少是民进党中的务实派沟通捭阖之可能;而这些人主要是反国民党，求自决甚于求台独。这样的政治绑定，使得大陆押注于国民党一方，但国民党则是在大陆与美国两方押注的，“和中”但也“亲美”，使得双方需要程度不对称。

　　由此反思的结果，大陆应在政治介入的自主性与中立性上“大有可为”。一来，不妨由政党支持下沉到具体议题支持。在一个个具体的议题议程中，发出大陆的声音，表明大陆的立场，显示大陆的力量，而不寄托于某个具体政党扮演的“代理角色”。二来，不妨绕过政党直接面对具体而鲜活的台湾人民，进行直接的接触互动与经济交流。必须分清台湾岛内“割据政权既得利益者”与“割据政权治下的人民”之间的区隔，切割“割据政权既得利益者”与“割据政权治下的人民”的关系，绕过政党普惠岛内的人民大众，让两岸和平与合作的经济红利，更普惠更均衡地让台湾人民受益。

　　(三)创造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外在条件

　　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外在条件，即是在台湾岛之外的有利于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要素。主要包括两个因素：一是中美关系，二是香港问题。前者的存在是阻碍大陆统一台湾的最大障碍，后者由于是落实“一国两制”的样板城市对于台湾有较强的示范与参考效应。

　　关于中美关系，创造和维持一个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对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其所必需，也是未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必要条件。就目前来看，中美关系面临着严重困难，亟待从“脱钩意识”走向“接触意识”。“脱钩意识”在于：在零和游戏中，中美脱钩可欲;在逆全球化下，中美脱钩可能;在美式霸权下，中美脱钩可控;而重返“接触意识”在于：就脱钩不可欲、不可能、不可控上达成共识。中美关系打开局面，无论对于台海两岸现状的稳定，还是对于台湾问题未来的和平解决，均有助益，值得认真把握。

　　关于香港问题，鉴于目前香港对于岛内的较强示范与参考效应，可以做的工作至少有三点。第一是澄清香港问题的本真，还原香港近年来动乱的实质，尽力改造涉港的舆论风向。第二是明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与香港之殊异。第三是做好香港的治理工作，以香港民生议题的成绩为中央权力在港介入作最佳之诠释，凸现治理维度与民生议题上对台湾的示范与磁力。

　　总之，大陆官方舆论应对“和平统一”战略保持高度的政治定力与历史自信，这是历史与时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