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观潮】从多元文化与孙中山民族思想来看两岸的群族融合

作者 王昆义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

一、民进党以多元文化为名行“台独”之实

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本属同枝，是中华文化体系中的一环、也是其次级系统，但民进党与蔡英文当局在文教领域通过形塑“台湾主体意识”大力推行“去中国化”，在教科书、教材和基础教育等层面，置入性行销“同心圆史观”、“东亚史观”与“台湾地位未定论”，并以构建“多元文化”及“民主的”社会价值观为名义，标榜与欧美社会接轨，来区隔与对抗中华文化。

上述“文化台独”举措，加上意图通过“修宪”来变更“领土”“主权”范围的“法理台独”行径，对台湾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影响很大，导致台湾青年普遍对于中国大陆及中华文化的不认同，而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断裂和异化，更影响到了台湾青年学子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以及对于两岸融合发展态度的正面认知。

二、孙中山思想也有多元文化面向

孙中山先生所着之“三民主义”各讲，反映出了孙中山时代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理想，具有不容低估的文化内涵，主要突出了时代对中华民族提出的精神、制度、物质文化的建设要求。

若就革命而言，三民主义也是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革命纲领，若从大文化视角看，它则是孙中山先生从自身的学识、道德和心理素质中升华出来的思想结晶，而这一结晶反映了当时中华民族最高层次的现代化理想。

孙中山先生借助三民主义释放出凝聚全民族的吸引力与凝聚力，曾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检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从中发现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主张在文化接触上应持“开放且平等互待之文化接触态度”，在对待文化传统上应“批判的继承与创造性的转化传统以维持文化的主体性”，在文化的适应能力部分则“维持多元的文化环境，以保持文化自身创造发明能力”，在文化理想的追求上需“接受符合人道关怀的普世价值”与“承认多元一体世界文化体的形成”等文化变迁的态度。

透过这样的分析可知，“孙中山思想”中也具有多元文化主义的色彩。根据文化多元论(cultural pluralism)的主张，每一个团体皆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各种文化相互支持且均等存在的现象即为多元文化，各文化除保有自主性外，尚需对异文化表示尊重，并借社会行动以达机会均等的实现。

而多元文化的层面则包括族群、性别、社会阶层、宗教、文化、语言、与特殊性等，涵盖层面多且广泛。另就国家政策而言，多元文化的观点兴起于近代族群冲突与各种诉求社会改革的运动情境，主要为反抗优势群体的宰制与主流文化霸权。

因此，若以多元文化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则除了处理族群冲突外，亦延伸对于弱势或少数团体的重视与关怀，这也与“孙中山思想”中关于包含大陆与台湾在内的中国现代化和国家发展观点不谋而合。

三、孙中山民族思想中的多元文化融合

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思想里所强调的“族群融合、大同世界”观点，其在民国初年时就曾大力倡导，他期待：“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治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

而在1924年时，孙中山先生更进一步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从上述两段引文中，我们可以掌握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与转折，首先，其反满只是民族主义的消极目的，而恢复汉族的平等地位，并与其他各民族平等相处，并同化而为一中华民族，才是其民族主义的积极目的；其次，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思想确实曾有反满的成分，但其认为当在民国肇建之后，则便应演变、进化为更包容的“五族共和论”所取代。

因为在事实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明显是受外力侵略所激发的。孙中山先生推动民族革命运动，不但是为了要倒满与反帝，同时也是顺应19世纪世界思潮，故他所企划的国家发展策略紧扣在民族、民权、民生三方面，以致力民有、民治、民享为目标。

在孙中山先生的论著与演讲当中，屡次提倡中国民族之自由解放及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概念，他推崇由家族到国族，强化血缘、生活、文化的原生性感情，以明显的传统民族主义(traditional nationalism)色彩为号召凝聚民族意识，但更远大的胸怀则是寻求民族平等与和平共处。

孙中山先生先是于兴中会时期运用“驱除鞑虏”的口号，到民国之后提出“五族一家”、“五族共和”、乃至于“中华民族融合”的主张，因此，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因应革命情势，从由带有强烈种族革命的意味，到建构族群融合为最终目标。孙中山先生便曾言：“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各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文化，且吸收世界诸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至于大同”。

这种欲以民族平等为基础，本乎人道精神、融合世界文化，打破民族界线、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即展现出多元与包容的典范。所以由此可见，孙中山的说法系触及了族群融合、拥有共同文化骄傲的观点，也是民族关系由开始的融合政策，朝向异中求同的多元文化主义发展的最佳印证。

四、从孙中山民族思想看两岸的群族融合

虽然两岸本属同一族群、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但既然在民进党与蔡英文当局刻意的民粹操作下，让台湾文化对于中华文化产生了断裂和异化，而这些断裂和异化又影响到了台湾青年学子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影响到了台湾青年学子对于两岸融合发展态度的正面认知，那我们就从孙中山先生民族思想的角度来看两岸的群族融合。

族群融合(Ethnic Assimilation)，简言之意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群在相遇时，所产生的族群界线降低的过程。反之，若族群界线未降低，甚或愈加明显，则就意谓了走向族群对立甚或是族群冲突(Ethnic Conflict)。

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以中华传统与道统为基础，一方面承接了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精神，一方面又吸取了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他的民族主义是以民族平等为原则，以民族融合为进程，以济弱扶倾为政策，希望最后达到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

首先，在民族平等方面，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争取自由、独立；对世界上别的民族来说，则是各族群要以平等、博爱和互助合作来对待。故孙中山先生云：“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绝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

各民族不应体质、文化、物质环境的差别，而受到其他民族的不公平的对待。因此，他反对帝国主义加之于中国的政治及经济侵略，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化有独立自主，永久适存于世界。

其次，在民族融合方面，孙中山先生诉求要推翻满清政府，但不是痛恨满族，而是因其腐败无能，内无法治理国家，外让外邦鲸吞蚕食，故而发动民族革命。而待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先生体认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为免带给民族认同的困扰，他提出了“五族一体，建设共和”的“五族共和论”来整合民族。

后至五四运动时期，列强加剧对中国不合理的对待，孙中山先生再度以“民族融合论”来唤醒民族意识，以统一的民族精神，让国家强盛而奋斗。所以他的“民族融合”就以认同各民族的存在为原则，以平等的立场，团结国内各民族来建设富强康乐的新中国。

再者，于济弱扶倾的政策方面，孙中山民族思想承袭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所主张的“兴灭国，继绝世”观点来肯定各族群的文化，孙中山先生表示“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列强要抵抗他。”

简言之，就是指中国的强盛，并不是为了要称霸或争霸，而是要济弱扶倾，扶持弱小民族、抵抗侵略强权，也就是多元文化主义所主张的“积极的开展行动，解除压迫结构。”

从各个不同民族的血统、生活习惯、语言、宗教、风俗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以中华民族的国族主义观点来说，中国也可以说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让多元文化进一步整合与升华。

而在两岸的群族融合议题上，台湾的2400万人在全中国的14亿人中算是少数，Kymlicka便认为，一个国家要迈向多元文化，应该要先确保少数群体的权利，因为光是个人权利的保障并不能够确保少数群体权利的发展，只有各个少数群体的权利也能发展，才能有助于多元文化的发展与保障，这些主张与孙中山先生所力主的扶持弱小民族看法不谋而合，全世界各民族站在平等的地位努力发展，谋起天下太平。

是以由此可知，孙中山先生把“世界大同”、“共进大同”作为人类社会最高理想，而这个理想包括两个面向，一是对国内发展的理想与未来社会的期待，另一则是关于全人类实现世界和平及天下大同的理想。因此，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思想是以平等为出发点，进而以促成各民族的融合与世界大同为最终理想，这样的观点又与大陆所提出的“两岸命运共同体”及“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不谋而合。

“共同的文化”可说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属性，一个地方的人民基于分享了同一文化，从而能通过相当的语言沟通而无碍，此外，文化民族主义也包含了文学、教育，以及有时也包含了宗教。

当一个人认可了某种民族文化，那么便可以说他属于这个民族、同时也拥有了其民族性(nationality)。因此，人们并不是一出生就是个民族主义者，而是经过后天的模塑而形成的，也就是“两岸命运共同体”首先需要在台湾青年内心养成的“共同体意识”。

而“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的制度安排，则是需要通过两岸各界的协商与沟通来落实，这是靠两岸共同协商出来的，要是民进党与蔡英文当局主动放弃协商机会，那么将会严重伤害到台湾民众往后的利益与福祉，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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