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吉社：美国对华策略的“变”与“不变”

樊吉社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樊吉社日前在中美论坛（2022年春季）“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展评估与中国应对”主题研讨暨报告发布会上就美国对华战略分享看法。他认为，美国的对华战略有一些没有变，同时也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没有变的是美国对华的定调，也就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将中美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这个政策基调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调整。而变化则体现在，美国不再试图改变中国，而是要重塑中国运行的外部环境。

　　第一，俄乌冲突是否改变了美国的对华战略？樊吉社表示，俄乌冲突对美国的对华战略没有产生根本性影响，当然，如果放在一个较长时间内观察，影响是会有的，但影响有多大有待观察。

　　他表示，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担心其他国家怀疑美国对华战略要发生调整，所以，美国的政府高官都做出了很多澄清。拜登总统5月20日-24日对亚洲的访问，以及5月26日国务卿布林肯发表的对华政策讲话中，他们都力图证明美国对华战略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一下布林肯5月26日的讲话，再观察一下最近一段时期美国高官关于对华战略的表述，有一个新的现象值得关注，即，美国不再试图划分欧洲和亚太，而是强调一统欧洲和亚太两个地区，从统筹、协调的视角思考美国的对外战略。这一点在最近美国官员的讲话中呈现得比较明显，特别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官坎贝尔讲得比较多一些，未来美国谈论可能不再是欧洲方向或者亚太方向，而是把欧洲和亚太放在一个框子里去思考。”樊吉社说。

　　第二，怎么看待美国的对华战略？樊吉社认为，从去年美国用3C（竞争、合作、对抗）定义对华战略到5月26日布林肯讲话谈到投资、协同、竞争，可以看出，美国的对华战略有一些没有变，同时也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没有变的是美国对华的定调，也就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将中美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这个政策基调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调整。美国对中国的定位也保持了很大的连续性，这个定位现在越来越清晰，可以简单概括为认定中国为日益迫近的威胁（Pacing　Threat），中国是全能型的选手，能够对美国构成系统性的威胁。这种表述在拜登执政之后一再重复。说到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从2021年2月的拜登讲话、2021年3月布林肯的讲话，再到2021年3月的《过渡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3C即所谓的竞争、合作、对抗，这是美国常用的说法，但这个3C提法遭到我们比较强烈的回击。之后美国开始做一些微妙的调整，最早可以追溯到2021年5月26日坎贝尔和罗森伯格在斯坦福大学会议上的讲话，开始强调投资国内、协同盟国和伙伴、与中国开展竞争，这种说法延续到现在，并且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布林肯5月26日的政策讲话中得到进一步明确，即，美国不再试图改变中国，而是要重塑中国运行的外部环境。

　　樊吉社表示，布林肯在5月26日的讲话中提到三个关键词，invest、align、compete，这三个关键词所讲的对华战略已经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美国整体的内外战略。invest是要投资国内，align是协同盟友，compete是对华竞争，对华战略竞争成为美国内外战略的核心概念，compete专门针对中国，invest则是让美国更加强大以便更好与中国进行竞争，align是塑造中国的外部环境。从去年的3C到现在这个新提法，美国对华战略已经变得非常清楚了。如果简单概括，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即通过团结（盟友）促进（地区）分裂，美国通过建立各种俱乐部，各种志愿者同盟，以此来和中国进行竞争。

　　第三，什么是“一体化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樊吉社表示，这个词也可以译成“综合威慑”，它主要涉及到美国的防务和军事战略。从去年以来，美国国防部的各级官员频繁使用“一体化威慑”这个概念，它未来将成为统领美国军事和防务战略的框架性概念。那么，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什么？3月底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加密版本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并表示随后要发布解密版本，但迄今还没有发布。“一体化威慑”是指什么？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科林·卡尔在2021年6月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办的会议上做了解释。按照他的分析，一体化威慑包括四个一体化：一是多域一体，包括核、常规、网络等多个域；二是多冲突频谱一体，包括核冲突、常规冲突、混合战和灰色区域的较量等；三是多种国家能力一体，包括军事、外交、经济、情报和信息战能力等；四是多力量一体，不仅包括美国，还包括美国的同盟以及伙伴。因此，未来我们关注美国在防务和军事领域采取何种对华政策，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第四，布林肯在讲话中谈到了China　House，宣称由国务院各部门共同组建一个综合团体，跨越不同问题和地区来协调实施美国政策，在必要的时候与国会开展合作。樊吉社认为，这个概念表明美国对华战略已经从概念付诸实践，这个实践就是人、财、物的改变。如果回溯过去一段时间内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很多政府部门都在进行调整，美国国务院的变革比较缓慢，几乎是所有部门中调整最慢的。美国国务院几年前在国际多边机构开始和我们进行对抗，在去年《外交政策》有一篇报导称美国国务院要进行机构改革，这个改革大概就是国务卿布林肯说的China House。可以想象未来在非洲的美国使馆可能会有与中国有关官员或者雇员，盯防中国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其他政府部门早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例如，美国国安会负责对华政策的位置和人员都明显增加；美国国防部的改变是非常明确与具体的，包括将太平洋司令部改成印太司令部，并在2019年6月增设专门处理涉华军事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的职位，这是21个助理部长帮办职位中唯一一个针对国别的；美国中情局有一个革命性的转变，从以前应对非国家行动体转向应对国家行动体，将以前的朝鲜任务中心和伊朗任务中心合并到地区中心，增设了中国任务中心和跨国与技术任务中心，这两个中心其实都是明确针对中国，增加了预算，调整了部门内的预算。“所以，从这些细节来看，我认为美国的对华战略已经从观念转变成行动了。”

　　最后，樊吉社说，从现在展望未来，中美关系大概进入了一个真正通过双边互动、摩擦、碰撞去探索未来发展方向的阶段。（记者海涵/文章来源：香港“中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