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母虐童致死 为何“强化社会安全网”频频破洞

作者 罗鼎钧 台湾青年

近期以来，台湾社会发生了一件令人舆论挞伐的事件，那就是年仅一岁的幼童“凯凯”遭到刘姓保母和其胞妹虐待致死的案件，而这件事情不是单纯保母虐童致死案件，而是牵扯出民进党当局构建的“强化社会安全网”又再次破个大洞。

为了让读者了解就该案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在此先做个简单的概述，年仅一岁的幼童“凯凯”出生自一个“失亲家庭”，自出生后父亲离家出走音讯全无，母亲因犯案进监服刑，外婆还得独力扶养“凯凯”的姊姊，原本“凯凯”是透过私人保母抚养，由于“凯凯”亲属无力再支付保母钱，所以抛弃抚养权，私人保母本想收养“凯凯”后因资格不符，被新北市社会局拒绝。后来经由新北市社会局转介至台北市社会局，为其寻找合适的人收养，在台北市社会局在寻找到合适的收养者之前，透过“儿童福利联盟”申请保母暂时养育“凯凯”，“儿童福利联盟”最后于2023年9月找到刘姓保母养育，同时于2023年9月至12月间的前三个月，“儿童福利联盟”的陈姓社工都有定期探视“凯凯”，但对于“凯凯”身上的牙齿断裂、精神萎靡和瘀伤等均采信刘姓保母的说词，回报无异常。直到2023年12月14日，刘姓保母因“凯凯”呼吸困难急救送医，最后抢救仍宣告不治，但在医生诊治发现后，“凯凯”的头骨凹陷、屁股变形和牙齿断裂，怀疑儿虐，通报家暴事件，这件事情才就此爆发出来，检警经过调查应由刘姓保母家的外佣证词，确定“凯凯”是被虐待致死的。

而这起保母虐童致死事件，不仅引发全台舆论哗然，因为这牵扯到非常多台湾当局、台北市和新北市等社会福利部门。其实从去年底新北初中生校园割喉命案到这次保母虐童致死事件，为何民进党当局引以为傲的“强化社会安全网”频频破洞呢？从该案也再次折射出台湾当前两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在此一一进行分析探讨。

首先，第一个问题，民进党当局的“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以下简称“计划”)政策2018年出台至今，从1.0版到2.0版，5年花费新台币407亿元，花大钱效果低却频频出包，“强化社会安全网”一点都不安全。根据该“计划”的定义，“是要结合台湾当局各部门有关单位力量，建构一张绵密的安全防护网，扶持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在生活或所处环境出现危机时，仍能保有生存所需的基本能力，进而抵抗并面对各种问题。”而其中2018年起1.0版第一期的“计划”强调各部门间的“整合”，希望结合台湾当局各单位的力量，扩大“网络”所涵盖服务的对象；藉由网络联结机制的强化，缩小网与网之间的漏洞，以承载社会大众对于“安全”生活的期盼。

2021年2.0版第二期的“计划”，是以第一期的执行成果为基础，进一步提出“扩增家庭服务资源，提供可近性服务”、“优化保护服务输送，提升风险控管”、“强化精神疾病及自杀防治服务，精进前端预防及危机处理机制”及“强化部门单位间网络资源布建，拓展公私协力服务”等四项策略。由此可见，“整合”仍是“强化社会安全网”第二期的关键字。然而，从此次保母虐童致死事件归根结柢的原因，是因为部门之间“整合”出现问题，同时在“公私协力服务”方面出现重大瑕疵，才会导致该事件不幸的憾事发生。简言之，“强化社会安全网”不仅无法承载社会大众对于“安全”生活的期盼，反而是这个“强化社会安全网”频频破洞一点都不安全。

其次，第二个问题，从此次虐童致死事件，再次折射出台湾社工长期面临“低薪高压多责任做功德”的职场困境，台湾当局和社会各界都应该重新正视台湾社工的声音。依照台湾有关法律对社工，又称之为“社会工作师”的定义，“指依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技术，协助个人、家庭、团体、社区，促进、发展或恢复其社会功能，谋求其福利的专业工作者。社会工作师以促进人民及社会福祉，协助人民满足其基本人性需求，关注弱势族群，实践社会正义为使命。”

台湾社工同样也必须经由考试取得执业资格，而社工服务的对象依照领域划分，包含“医务领域；心理卫生领域；儿童、少年、妇女及家庭领域；老人领域和身心障碍领域”五大领域。在执行业务上的工作内容又可以划分为“行为、社会关系、婚姻、社会适应等问题的社会暨心理评估与处置；各社会福利法规所规定的保护性服务；提供个人、家庭、团体、社区之预防性及支持性服务；社会福利服务资源的整合运用等等”，由此可知，台湾社工师要会的技能和工作业务可谓是包山包海什么都要会。

但如此辛苦的工作，却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因为社工服务的对象常常面临的是社会弱势群体，往往还要面对社会案件各种受害人和加害人等，若是案例性格不好具有暴力倾向，社工往往都要承受莫名的心理压力和人生威胁。而如此辛苦的职业，却是往往是“低薪高压做功德”，为何这么说呢？

由于台湾各地社工长期面临人力不足，比如台湾各地公部门所需求的社工仅达50%员额，同时随着社会福利民营化后，许多社工是各地公部门向社福机构所进行的购买服务，这也使得许多社工薪资待遇不高，既没有加班费，每年都需要重新签订劳务合同年资没有保障，这也使得社工离职率非常高，因此工作负担也节节高升，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在台湾，社工的职场环境，是一个在高压环境且带有负面情绪的工作量和工作内容下在进行，同时搭配一个月平均月薪仅约新台币4万元的薪水，若是在民间机构的社工，却因为“公部门和民间社福机构”双雇主的特殊性质，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要求“回捐薪资”，换句话说就是要以各种名目将薪资用款项回捐给机构。而占据全台社工人员主力的民间社福机构社工们，难道他们会做得开心吗？除非是对于社工工作具有极强热情和使命感，不然在台湾担任社工师，真的就是一件“做功德”的工作。

总之，由此次保母虐童致死事件，又再次折射出台湾当前必须正视的问题现象，但是事到如今只见台湾社会舆论挞伐外，却仍不建民进党当局和有关部门正视检讨提出解决方案，特别是民进党当局引以为傲的“强化社会安全网”的一二再再而三的频频破洞，同时说好的台湾社工福利待遇问题也迟迟无解，在如此恶性循环下来，台湾还会是个安全的社会吗？最终还得由台湾老百姓和基层社工人员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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