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伟大的解放战争中领悟制胜之道

继承和发扬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从伟大的解放战争中领悟制胜之道

■刘  奎  刘林俊  冯  斌

编者按 2017年12月，习主席在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时指出，要继承和弘扬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历史经验。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回望70多年前伟大的解放战争，从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中领悟制胜之道，对于我们继承光荣传统、打赢未来战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939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抗大三周年纪念》文章，文中把抗大教育方针概括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战争指导规律的深刻反映，是驾驭战争实践的“游泳术”，是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法宝。

灵活机动的本质在“能动”，是自主创新而动

作战是实力的较量，更是主观能力的竞赛，是指挥员主观意识见诸战场客观实际的认知活动，强调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指挥员首要的就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指示，但绝不是对上级命令指示的照抄照搬，而是能动地、富于创造性地诠释和执行。要结合战场实际，把上级命令指示转化为本级行动的战法打法；要根据敌情变化，有的放矢、及时调整，主动设计作战、规划行动，做到灵活应变；当上级命令指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时，更要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对于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毛泽东同志说：“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解放战争中，粟裕根据实际情况，曾数次积极提出意见建议，充分发挥了自身主观能动性。1946年，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犯，党中央最初决定让粟裕率华中野战军主力兵出淮南，实施外线出击。粟裕认真研判战争发展态势后，认为应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并向中央提出建议。中央认真考虑并采纳了这一建议，最后取得苏中“七战七捷”。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仅是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体现，也考验一个指挥员的勇气和担当。

灵活机动的关键在“主动”，是积极向战而动

部队作战，使命就是任务、责任就是命令、敌情就是方向，不能一味被动等待上级命令。克劳塞维茨说：“士兵应征入伍，穿上军装，拿起武器，接受训练，以及睡眠、吃饭、喝水、行军，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在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间进行战斗。”当部队处于平时状态时，要枕戈待旦，抓紧训练和战备，确保随时能战；当处于作战间隙时，要有敏锐的预见性，预判可能担负的任务，有针对性地做好打仗准备；当处于对峙状态时，要有积极的进取心，主动寻敌、先机制敌；当处于主动状态时，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不断巩固扩大胜利态势；当处于被动状态时，要通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创造战机，变被动为主动；当打第一仗时，要想到第二、第三，乃至第四仗打什么、如何打。作为指挥员要能战善战，更要向战敢战。

1950年，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担负渡海登岛作战任务的是第四野战军15兵团。当时我军存在缺乏渡船和船工、官兵海战经验不足等问题，有的指挥员认为我军渡海登岛作战条件还不成熟。面对种种不利因素，时任40军军长韩先楚主动请战提前发起海南岛战役。经军委同意，使原计划于6月份实施的渡海登岛作战行动提前到4月份进行。1950年4月16日，主力部队突击登岛，通过战前周密充分的准备，加之4月份海上季风便利，最终于5月1日解放海南岛全境。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局势发生新变化，如按原计划执行，海南岛战役将结局难料。

灵活机动的亮点在“灵动”，是施计用谋而动

战争是一种零和博弈，没有给双赢留下空间，却给谋略提供了土壤。“兵不厌诈”，为了在残酷的战场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必须突破惯性思维、打破传统束缚、超越条令规范，不拘一格创造奇谋妙法，通过欺骗、袭击、取乱、击短、利诱、分化等，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以期谋求作战高效益。“制敌在谋不在众”，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制胜铁律，一支有勇无谋或多勇少谋的军队是难以战胜敌人的。高超的指挥谋略，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敌强我弱时，能够以“剑法”弥补“剑器”的不足，以弱胜强；敌弱我强时，能够避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继承和发扬谋略智慧，奇计迭出，打出一套谋略“组合拳”。1947年初，蒋介石调集优势兵力进攻陕北。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主动撤离延安，采用“蘑菇战术”与敌人周旋，取得“三战三捷”。首战青化砭，我利用敌急于决战的心理，采用声东击西、请君入瓮的策略，以一部兵力示形调动敌主力北上安塞，我主力则在敌翼侧青化砭设伏待机。敌担任翼侧搜索警戒的31旅钻进了彭德怀精心设置的“口袋”，我取得了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个大胜利。二战羊马河，我采用以小牵大、以大吃小的策略，以一部兵力坚决抗击敌主力向北进击，而大部兵力于羊马河将敌135旅全歼于南下之中。三战蟠龙，为夺占蟠龙、因粮于敌，我采用调虎离山、攻点阻援的策略，在绥德方向故布疑阵，调集大量船只，摆出主力东渡黄河的姿态，同时在通往绥德的公路上，派出部分兵力佯装向绥德集结。国民党果然上当，其主力部队由蟠龙扑向绥德。我佯动部队沿途节节抗击，边打边丢弃军用物资，以加深敌误判。我主力则乘虚拿下蟠龙。“三战三捷”的谋略运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灵活机动并不等于“擅动”，是服从全局而动

“兵权贵一”，集中统一才能发挥整体合力，所以灵活机动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上级意图，甚或战略全局意图，它就像圆的圆心一样，各作战单元都要绕着它做圆周运动，而不是没有制约、没有方向的擅动、盲动。对此，刘伯承元帅有个形象的比喻：党中央如同唱戏时打鼓板的，我们各地就像拉胡琴打锣的，中央怎样打，我们就一定怎样拉，一定要听他的指挥，这样才能奏出一套很好的音乐。人的认识是按照“整体—局部—整体”的规律展开的，任何思想和行为只有放在整体之中才有实际意义，只有立足全局、认识全局，才能更好地活用局部。所以，灵活机动是全局下的灵活机动，也就是说，只有从全局出发才能更好地灵活机动。

1947年底，国共双方在中原战场呈拉锯态势，中央一直在思考如何打破这种局面。最后，中央计划让粟裕率3个纵队渡江南进，跳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粟裕此时并不知道中央的决定，于1948年1月22日发出著名的“子养电”，向中央建议在中原地区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中央否决了粟裕的建议。1948年1月31日、4月18日粟裕向中央反复陈述自己的看法。三次“斗胆直陈”引起中央高度重视，4月30日中央召见粟裕让其当面汇报情况，最终同意暂缓过江，先留在中原打大歼灭战。从1948年1月至4月，中央的决定一直是过江，而粟裕的想法是不过江，尽管如此，粟裕并没有擅自行动，而是按照中央意图积极展开过江准备。对于自主灵活与服从全局的辩证关系，粟裕本人总结道：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会对中央观察全局、作出决策有参考价值。

在战争制胜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发展，战争形态如何演变，这一条永远不会变。而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物体，根本就在于“自觉的能动性”。要珍视和保持这种自觉能动性，继承和发扬解放战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提高驾驭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