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老干部陈元桂回忆军旅往事——我的“小鬼”时光

1949年4月，陈元桂（前排左二）与战友合影。

1945年4月，担任兴化县儿童团团长的陈元桂（三排左三），与战友、儿童团团员合影。作者供图

我今年96岁，已近期颐之年。年岁渐老，每每回想起参加新四军之初被首长们称为“小鬼”的时光，心头仍会漾起一股暖意，别有一番自豪。

我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市白驹镇，当时全家靠开舂米作坊维持生计。抗日战争爆发后，敌人的飞机投下炸弹引起大火，烧毁了我家的舂米作坊，全家只能寄住在亲戚家，日子过得很艰难。

1940年10月的一天，一支穿黄色粗布军装的队伍和一支穿灰色军装的队伍来到白驹镇，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笑容，像过年一样热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由南北上的新四军陈毅部和由北南下的八路军黄克诚部的两支先头部队在白驹镇胜利会师，建立兴化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序幕由此拉开。

小镇上一下子挤满了“当兵的”，乡亲们发现，他们和以前来的兵不太一样。他们不打人、不骂人，买东西客客气气，大家都愿意跟他们打交道。出于对日本鬼子的痛恨，也为了给全家谋一条生路，父亲在那时参加了新四军。1941年，13岁的我追随父亲的脚步参加了新四军，编在连部当通信员，连首长亲切地管我们几个年纪小的新兵叫“小鬼”。

我们这些“小鬼”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行军时帮着拿物资，有时还会被派去给兄弟部队送信。那时，我们不仅能填饱肚子，连队的老兵也对我们关爱有加，大家工作热情很高，走起路来都带着风。

跟着连队打游击，经常会遇到险情。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安全起见，连队几乎每晚都要临时转移，有时背包还没来得及打开，又要马不停蹄赶往下一个驻扎点。有一次，连队摸黑驻扎在一个临河的小村庄，大家还没睡熟，就听见外面有动静。原来是准备到镇上抢粮的日伪军从船上上岸，和我们站夜哨的哨兵碰上了。敌人问我们是哪个部队的，哨兵非常机警地回答：“我们是苏中二分区独立团三排的。”敌人一听是新四军正规部队，慌忙驾船撤退了。当时，我们几个“小鬼”趴在床上，都很紧张。其实我们连队隶属于县独立大队，论装备和人数，和敌人交起火来占不到便宜。连首长担心敌人偷袭，命令大家连夜转移，脱离险情。

战场的洗礼，让我们这些“小鬼”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1942年秋，一支国民党税警团的队伍驻扎在兴化抗日革命根据地边界。连队迅速向上级报告，按指示给对方送一封加急信件，要求他们尽快撤离。

“小鬼，你把这封信送过去！”受领任务后，我立即出发。天已经黑了，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的我揣着这封信绕田埂、过小桥，心里如小鹿乱撞。为克服紧张和恐惧，我边走边小声哼唱刚学会的革命歌曲，一路来到税警团营地旁的桥头。对方哨兵亮着刺刀，要求我不得靠近，把信放到地上用石头压好离开。过了几天，对方从我们的“地盘”上撤走了，领导专门在大会上对我“单枪匹马”赴敌营送信提出了表扬。

1943年，我被派去给兴化县自卫队总队长当警卫员，换了个地方当“小鬼”。一次，总队长有一封非常重要的信要紧急送给兴化县委书记。总队长把信折成拇指盖大小，让我去送信。出发前，他特别交代：“如果碰到日伪军，就第一时间把信吞到肚子里，一定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当时形势很严峻，日伪军为封锁我根据地，隔十几里就建一个据点。我不敢耽搁，凭借对地形的熟悉穿越敌人封锁线，走了一天一夜，按时把信送到，完成了任务。那时，群众对我们新四军的感情非常好。听说我是去给部队送信，船家二话没说，载着我走隐蔽的水路，顺利避开敌人的哨卡。

革命斗争非常残酷，我目睹了许多同志牺牲。有一次，总队长带我外出开会，由于有事延误，我们准备在离会场几里远的村庄休息一夜，第二天一早再赶去会场。谁知开会的消息被叛徒出卖，3个据点的日伪军连夜包围了会场，战斗持续了一夜，参会的许多同志都牺牲了。我们和后面赶来的同志流着眼泪，将牺牲的战友安葬。那种誓死为战友报仇雪恨的迫切心情，至今让我难忘。

我们“小鬼”虽然年纪小，但上了战场一点也不含糊。很多同志是背着红缨枪和大刀片干革命，缺枪炮缺子弹，就从敌人手里缴。为了欺骗敌人，有的战友在步枪上绑两个树杈，裹上油布，扛在肩上冒充机枪。很多战友的子弹袋里根本没几颗真子弹，都是用折断的树枝塞得鼓鼓的。日伪军的据点高大坚固，很难打下来。大家时不时拎着铁皮桶，趁天黑到据点附近在铁皮桶里点炮仗吓唬敌人，“打不下来，也不让你们好好睡觉！”

在新四军当了几年“小鬼”，首长还安排我去地方小学学文化，并让我通过各种形式学习革命道理。1945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之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亮堂。（朱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