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中国革命完全值得 ” ——读萨姆·金诗伯《我在中国的六十年》

萨姆·金诗伯1914年出生在俄国西伯利亚地区的赤塔，1岁时随父母来到中国，先后在满洲里、哈尔滨生活。后回到苏联短暂居住数年时光，1926年又随父母来到上海。1947年3月，金诗伯接受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前往解放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1948年起任教华东大学俄语系，1951年华东大学并入山东大学后，在山东大学外文系、公共外语教研室执教。1953年金诗伯加入中国籍，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4年11月，夙愿得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是什么让一个外国人毅然放弃当时优渥的生活前往解放区？是什么让他追随中国共产党领导参加革命队伍？翻开金诗伯的传记《我在中国的六十年》，便可以寻找到答案。

“在自己的土地上阔步前进”

1926年起，金诗伯居住在上海的租界，他通过报纸消息和亲眼所见来感知中国，关心着这个国家。1935年12月，他亲眼目睹上海人民支持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示威游行，“看着年轻的男男女女从身边走过，脑子里不禁闪过一个念头：他们真像国家的主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阔步前进”。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传来，他“第一次或多或少地知道了一些共产党所做的事情”。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他憎恨日军的侵略和屠杀，也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感动，“同情中国人民，敬慕他们、怜悯他们，也愿意为他们出一把力”是他内心真实的感受。

然而，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并没有迎来大家原先所期盼的和平安定。看到横行街头的美国大兵和遭受欺凌的中国民众，飞涨的物价与艰难讨生活的百姓，内战危险迫近的各种消息……对中国未来的困惑和对个人命运的迷茫使金诗伯感到“1946年春夏两季，我徘徊在生活的十字路口。我该向何处去？”

此时，他身边几位对中国革命事业抱有极大热情的朋友对他的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位是名叫维克多·斯的苏联小伙子，从他那里，金诗伯“第一次听到解放区，听到解放区人民怎样克服无法想象的困难，在抗击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两条战线上顽强战斗，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维克多·斯曾给金诗伯找来一份报道，这份报道记述了加拿大胸外科医生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的事迹，金诗伯深受感动，觉得自己也同样能为中国人民做些什么。通过间接了解，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充满好感，“到中国解放区去”的想法也更加强烈，后通过朋友他结识了中共上海办事处的同志，并很快递交了自己的申请并获得同意。

“他们心中目标明确”

初到解放区的金诗伯作为“外国专家”和“国际友人”，在翻译的随同下可以随意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看看。人们对他抱以热情的态度并毫无保留地回答他的各种问题。解放区的见闻让他得到这样的印象：“解放区困难重重，但解放区的人民十分乐观。”“我听到过愤怒的声音，但从未听到过抱怨。人们只有一个决心，那就是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金诗伯表示喜欢这里的老百姓，认为“他们心中目标明确”，“他们繁忙、幸福”，他感叹：“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1947年5月的孟良崮大捷，让金诗伯切实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力量。他明确表示：“倘若我要扎根、要工作，倘若我要为中国人民的事业贡献力量，我就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就必须跟着党走。”于是金诗伯给中共领导写信表达自己参加革命的愿望。同意的答复很快就来了。从此以后，金诗伯穿上了蓝粗布制服。用他的话说：“这意味着在生命的第三十三个年头，我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在参加革命工作的每一天，金诗伯亲身感知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队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释放的革命热情和干劲，体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事业的民心所向。这一个个场景、一个个片断、一个个人物，清晰地出现在他的笔下。

他记得在烟台旁听过一次特殊审讯大会。那是解放区政府审判一位醉酒车祸肇事的外国人。看到在中国的法庭上，由中国的法官，判决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公民的犯罪行为，他感到：法庭审讯“使所有的外国人得到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后，他们必须老老实实地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他惊呼：“在这里，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里，发生着一起具有历史性的事件。中国人民明明白白、堂堂正正地宣布：中国人民不会再任人欺凌了。”

他记得在偏僻的乡村里，村民们积极生产、踊跃支前的景象。“有时，我彻夜不眠，倾听着独轮车的声音。有时，我信步走出房门，看着铺满月光的路上那川流不息的车队。农民推着满载粮食的独轮车，去支援前线的英雄战士。这情景使我感动不已。”

他也记得许多他叫不全名字的普通共产党员：有做地下工作与组织失去联系，因无法证明自己党籍有些苦恼却快活、乐观健谈、认真工作的大姐；有让他后来才得知其共产党员身份的“最和蔼可亲，最热心善良，最体贴别人”的负责伙食的老王；有英语讲得十分漂亮，并且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阐释得非常明白的新华社记者……

当然，让他终生记得的是1949年的10月1日。那一天，金诗伯与民众一起扛着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大幅标语牌，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同全国人民一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此后，在他心中，“每逢10月1日，我便情不自禁地把这一天当作我的生日来纪念”。

“我们的前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光明”

新中国成立后，金诗伯把全部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外语教学工作，深感“做一名人民教师是世上最崇高的职业”。

1953年6月，他又如愿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后来，“文革”使出生于赤塔的金诗伯受到了冲击，他曾被赶进一间大教室改建的“牛棚”与家人难以见面。直到“文革”结束，金诗伯才能再次投身到教书育人的事业中。是什么让他三十多年矢志不渝，经历逆境仍然初心不改？在书的后记中，金诗伯主要回顾了与美国学者的一次会谈。当时访学中国的这位美国学者看到金诗伯自传的手稿后，执意要拜见他，向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是否对1947年到解放区之举感到后悔；二是对中国的前途有何看法。

面对参加中国革命是否后悔的问题，金诗伯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后，对他说：“现在你明白了吧，我无须后悔，无可遗憾。参加中国革命完全值得。我已经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要是能再活六十年，我一定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面对关于中国前途看法的问题，金诗伯毫不含糊地回答：“我们的前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光明。”他谈道，除了农村的大好形势、大多数年轻人正在健康成长、国家有一支优秀的知识分子队伍外，充满信心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有党的领导”，金诗伯进一步解释，“解放初期，我们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支热情洋溢的歌曲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全国胜利中所起的作用”“今天三十二年过去了，在三分之一个世纪里，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胜了最严重的天灾，消除了最严酷的人祸，我们仍然完全有理由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的领导，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