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鹏 作者为东吴大学巨量资料管理学院讲座教授
台湾主计部门公布今年台湾地区1到6月全体受雇员工平均每月经常性薪资为44262元(新台币,下同),年增率3%,但是同期通货膨胀超过此数,实质经常性薪资变成年减0.11%,为6年来首见的负成长。即使改用总薪资计算,把年终奖金等加入,名目数字增幅会高一点,扣掉通货膨胀后实质薪资稍微增加,但是幅度有限,可以说几乎不变;薪资增幅被物价吃掉了。
看到这个现象,实在非常讶异。以台湾地区的人口结构,最近两年应当是薪资开始异常快速成长的关键时刻。台湾地区的工作年龄人口,也就是15到64岁的人数,在2015年达到1736万的高峰,然后开始逐年下降,其速度与年俱增:2016比前一年少7万4千人,但去年比前年少了26万4千人。
人口的总数,晚了几年,在2019年达到高峰,前年开始下降。一年以后,也就是从去年开始,劳动力人口──15岁以上在工作或寻找工作中的人口,也开始下降。而且当劳动力开始下降,其速度就什为惊人:去年上半年减少了9万6千人,今年上半年则减少接近10万人。
所以,企业会发现本来员工就不好找,而从前年开始,找到工人的难度又加大了。台湾许多企业的业务和海外有关,规模没有缩小,有些还愈来愈大,在这种需求不变或继续成长,但劳动供给逐渐萎缩的情况下,照理说薪资应该会快速上涨。台当局可能也看出这个趋势,最近两年调整最低工资的时候很大方;其实在这种人口快速减少状况下,不快速调整最低工资才是奇怪的事情。
劳动力愈来愈少,可工作的人口愈来愈值钱,薪水愈来愈高,可以说是人口结构的“薪资红利”。问题在于,有此红利的工作人口,其经济能力是否跟着薪水愈来愈高?答案是否定的。年轻人面临的生活压力很多,但至少有两个主压力,一是消费者物价上升率,二是房价。在消费者物价节节上升的情况下,薪资涨幅被吃掉了;房价呢?更惨,其涨幅远超过薪资。
以实质经常性薪资来看,今年6月的平均月薪以2016年的价格计算,为41100元,其实是创两年多以来的新低。至于房价所得比更不用提了,屡创新高。可以这样说,人口结构变化理论上应该带来薪资红利,使得年轻员工得到的扶持增加,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并没有在台湾发生。
月前曾经有几位台湾“中研院”的经济学院士公开呼吁,台“央行”在推动利率和货币政策时,不能只看消费者物价上升率,还要看房价,甚至呼吁消费者物价指数纳入房价。对这样的呼吁大家应该重视。当然房价本身不可能放在民众所得民间消费项目的平减指数里面;消费是流量,而民众购买房地产不是消费,是投资,那是存量,这两个完全不同。但对一般家庭而言,这两个价格都是必须跨越的物价关卡。
存量和流量的连结就在于“租金”。民众购买自有房屋,购买时属于“投资”,但购买的目的在于未来每年作“自用住宅服务”的消费,一般用租金来设算。
房价上升,市场租金上升,自用住宅设算租金上升,三者环环相扣,都是对于薪资所得者的致命关卡。【文章来源:中时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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