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的“劳动地狱”

作者 王崑义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教授

台当局劳动主管部门惊传公务员遭霸凌轻生，事发后出现多位吹哨者指证恶行，劳动部门主管何佩珊起初仅对北分署分署长谢宜容做降职处分，引发朝野怒火后迫使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公开致歉，就连赖清德也在社会舆论抨击下发文致歉；劳动主管部门随即就在20日晚间公布考绩结果，火速将谢宜容记2大过免职处分，显然背后充斥政治考量，也让劳动部门为自家“职场霸凌”写下难堪一页。

新北市议员李宇翔表示已收到上百封陈情书，皆为控诉这位分署长的霸凌情事，例如摔公文、大声咆哮、嘲讽人身攻击等，且在轻生事件发生后对同仁下达封口令；事发当天救护人员要送死者离开，高层竟然指示“货梯仅供长官使用”，最后死者只能以坐姿以客梯运下楼，难怪遭到民众讽刺为“劳动地狱”。劳动部门作为岛内劳动政策的主管机关，其在面对“自家问题”显然已是荒腔走板，也让监督机制缺失、检举系统的保密不足以及纵容文化，成为职场伤人的间接帮凶。

劳动部门监督机制缺失：公务员申诉问责的制度空白

劳动部门长期聚焦于私部门的劳动条件监管，却对公部门内的劳动环境关注有限，根据相关保密义务来作约束，鲜少对于自身权利积极捍卫，一旦产生职场霸凌的申诉案件多以内部调解，缺乏透明性与公正性。公务员申诉问责的制度空白，导致监督机制缺失酿成此起憾事。

民进党当局在推动“人权法案”的理念下，未能有效处理公务体系的劳动问题，即使祭出“性别工作平等法”对性骚扰予以规范，但在广义的职场霸凌，仍然缺乏一套全面制度。劳动部门应设立专责单位，以专业法律与心理支援处理类似案件，并且要求定期审查公部门的劳动环境，将“职场霸凌零容忍”落实。

检举系统的保密不足：受害者的困境

劳动部门现行检举机制的保密问题仍让受害者却步，担心身份暴露或遭秋后算帐，这在公务体系中尤为明显，公务人员即便享有职位保障，但因阶级关系的刚性结构，使得检举行为必须伴随极大风险。公务员沦为管理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角色，肇因检举系统的保密不足。

劳动部门必须建立具有保密性与保护力的检举制度，避免内部调查流于形式，例如引入第三方调查机构，应对检举人提供全面复原机制，包括心理辅导与工作调动等，才能降低受害者的检举风险。若经调查证实职场霸凌，强化加害者的惩处法规与赔偿制度，才能有效杜绝职场乱象。

纵容文化成为最后稻草：体制歪风的问责漠视

台湾公部门内部长期存在的纵容文化，使得职场霸凌沦为“默许常态”，根据岛内现行“劳动基准法”，雇主对于员工的权益负有保障责任，但当加害者是高层领导或核心主管，是否能被究责往往成为问号。这起事件凸显公部门的体制歪风，纵容文化助长了滥权行为。

民进党当局虽屡次强调以透明问责作为核心的“执政”理念，但在面对行政机关内的职场霸凌，劳动部门主管何佩珊的作法全然背离问责机制，并无要求各机构高层为下属的职场环境负责，先是轻放涉及霸凌行为的领导阶层，恐对民间企业做了不良示范。赖当局必须修订法规并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惩处标准，并对相关人士进行连带究责，才能避免在制度缺失下助长霸凌文化。

劳动部门是否为“职场霸凌”开了绿灯？正是检视民进党当局劳动政策成败的最佳写照，从监督机制的缺失、检举系统的保密不足，到纵容文化的根深蒂固，均显示出台湾在职场权益保障上的严重漏洞。民进党当局若要展现劳改决心，必须拿出具体行动，而非只是被迫将谢宜容免职对社会大众交代，包括提升监督制度化、增强检举保密性与复原机制落实化，才能杜绝纵容文化下的职场霸凌孳生，替职场受害者带来公平正义。

一个公务员之死能否唤醒行政当局改善劳动环境的制度缺陷？如何能以具体行动恢复台湾社会信心，如果这起事件的调查报告“满纸荒唐”，甚至从降职、停职到免职的“峰回路转”，那么无论是劳动部门，还是民进党当局，都将难以摆脱纵容“惯老板”与“恶主管”的责任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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